由于滥捕滥捞没有得到根本性遏制，长江流域阶段性禁渔和增殖放流均未阻止渔业资源进入“快速衰退期”，不仅有多种鱼类灭绝，数量和种类均大幅锐减，水生生物资源不断恶化。中科院院士曹文宣等国家淡水鱼研究专家表示，长江水生生态环境保护已进入存亡的“危急关头”，建议改当前的阶段性休渔为全面休渔十年，“抢救性保护”我国最大的水生生物资源库，恢复长江生态。
珍稀物种灭绝濒危家鱼卵苗量仅为上世纪0.3%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长江流域有水生生物1100种，其中鱼类370多种、底栖生物220余种和其他上百种水生植物，居全国各水系之首。此外，长江水系还有10种河海洄游性鱼类，有中华鲟、达氏鲟、白鲟、江豚等国家级保护动物，是我国非常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物种资源库，也是我国最大的渔业资源基因库，对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以来，长江生态资源大幅减少。首先是一些珍稀物种灭绝或者濒危。中国科学院院士、淡水鱼类研究专家曹文宣介绍，长江里的白鱀豚、白鲟、鲥鱼等5大珍稀水生动物已经消失，江豚和中华鲟等珍稀物种已经处于极度濒危状态。
长江曾经和南美的亚马逊河是世界上唯一两条同时拥有两种淡水豚类的河流。但由于渔业资源大幅锐减，被誉为“长江女神”的白鱀豚自2003年后再无踪影，2007年中外科学院宣布其功能性灭绝。目前幸存的长江江豚，全长江流域仅存1000头左右。
其次是渔业资源大幅锐减。长江是我国淡水渔业最重要的种质资源库和卵苗采集场。但是，近年来四大家鱼卵苗监测发生量徘徊在1亿尾左右，仅为上个世纪50年代监测发生量300亿尾的0.3%，对我国淡水养殖业的产业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第三是水生生态恶化，遗传多样性弱化。国际淡水豚类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介绍，白鱀豚、江豚等为长江里的旗舰物种，是生态环境好坏的“指示物种”，“灭绝以及极度濒危都意味着长江的生态环境已经坏了，水生生物到了存亡关头。我们发现的死亡江豚很多胃里一条鱼都没有，它们是饿死的。”
科学家发现，近年长江鱼类的遗传多样性大不如前。曹文宣说，长江各江段采集的样本都出现了个头变小，环境适应力降低、疫病抵抗力降低的问题。“数量和遗传性都进入了快速衰退期，这两年用长江的亲本育种，鱼苗的存活率和质量都大不如前，这是遗传多样性降低的直接影响，最终危及长江这个天然种质资源库的存亡。”
“酷捕滥捞”是种群锐减的罪魁祸首
长江里淡水鱼资源减少，原因是多方面的。流域内经济活动高速发展，长江河道里航运以及沿岸人为的破坏活动频繁，恶化了生物生存环境。专家表示，其中最为主要的“凶手”就是酷捕滥捞，不仅减少渔业资源的“存量”，还严重破坏“增量”。
记者在曹文宣院士团队所做的多个渔业资源考察的资料中发现，长江中下游包括两湖流域，渔民使用电捕、“迷魂阵”、人工围堤、密眼网具等违法捕捞行为仍然存在。
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谢松光介绍，他们曾在洞庭湖做过相关调查，结果显示渔民的捕捞总量中91%都是50克以下的幼鱼，其经济价值仅占全部渔获物收入的22%。重量超过100克的鱼仅占捕捞总量的2%，而其经济效益占到56%。
谢松光说：“这几年渔民的渔获物呈现数量少、质量低、幼龄化的趋势，这种不可持续的捕捞方式使得鱼类自然生息受阻。”
实际上，国家针对酷捕滥捞有多部法律和文件，比如自2002年开始实施的阶段性禁渔制度及增殖放流等非常有针对性的措施。但由于酷捕滥捞的屡禁不绝，政策效果却“大打折扣”。
专家表示，阶段性禁渔已不能续上“鱼类生长链”。由于沿江的滥捕滥捞，自然繁衍的后代还来不及长大就在解禁后被捕捞。曹文宣向记者展示了一份调查记录：科考人员渔民开禁后的渔获物抽查发现：一条约6月4到8日繁殖出来的鱼，在8月3日被捕捞上岸。“生出来不到两个月就被捕捞，鱼类生长链被打断，现行禁渔期制度的初衷难以实现。”
此外，曹文宣表示，由于目前的增殖放流无法进行客观的效果评价，一些增殖放流的鱼苗也被渔民捕捞上岸，每年全国各地总计数亿元的投入“总体贡献率差不多仅有2%”。
全面休渔势在必行条件成熟可行性高
不少专家表示，当前要保护和拯救长江的渔业资源根本还在于控制滥捕滥捞。由于目前的长江珍稀鱼类大多濒临灭绝，而普通四大家鱼的生存和整个水生态环境也情势危急。同时，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早已成为近两年环保领域的焦点话题，曹文宣等科学家认为，全面休渔十年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不能再拖了”。
一是“生态账”，休渔十年还长江生机，逆转生态退化趋势。曹文宣等专家认为，以长江当前的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把经济发展和“黄金水道”建设等因素考虑在内，如果严格实行十年全年休渔，长江可以得到一个“黄金生态修复期”。“10年里鱼类有3到4个繁殖周期，必然能逆转当前长江生态恶化的趋势。”
二是“经济账”，长江渔获物数量大幅锐减，而渔船柴油补贴和增殖放流耗费巨大。农业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下称“长江办”)介绍，长江流域天然捕捞量由20世纪50年代的40多万吨，降至目前的10万吨左右，渔民群体生计难支撑，“渔民越捕越穷，生态越捕越糟”的困局形成。
与此同时，柴油补贴政策饱受诟病，不仅不能遏制渔民捕捞，反而鼓励渔民保有渔船。据介绍，一条渔船每年柴油补贴达数千元，仅2014年流域内内陆捕捞渔船油价补贴总额就为11.2亿元。
三是“社会账”，开展渔民“退捕还鱼”工程，有序推进渔民转产转业和脱贫致富。长江办调查统计显示，全流域现有捕捞渔民6.3万户，渔业人口28万人，劳动力14万人，捕捞渔船约6.2万艘。长江办主任李彦亮介绍，部分省市已经开展了渔民上岸转产的试点，或培训技能进城务工，或“转捕为养”“转捕为运”，或转为基层“护渔员”，或补充基层渔政管理队伍等。
长江办测算发现，如果按照贵州赤水河的转产转业模式，6.3万户渔民全部实现转产转业花费在100亿元以内。如果分五年实施，柴油补贴约为50亿元以上，剩下50亿按中央和地方1：1负担，各是25亿元，分摊到五年内，各地新增财政负担非常有限。而渔民的生计问题、贫困问题却得到了历史性的解决。（记者 黄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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