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渔樵村村民划着小船回家。 本报记者 周有强摄
闫斗菊看着被洪水洗过的家。 本报记者 周有强摄
武汉辖区内,大大小小的湖泊河流星罗棋布。从渔樵村到主城区的直线距离只有57公里。
闫斗菊站在刚刚才从大水中露出全身的房子里凄然一笑:“收拾一下,还是能住人的。”
洪水来前,村民撤离时,民警姚卫群却留了下来。经历过四次抗洪,他对20年前“人在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的口号记忆犹新。
重建时,刘焕明总要四处借钱,村里一位老爹都尽力帮他。新收了棉花给老爹先打一床棉被,水稻成熟先给老爹尝尝,对他而言,这就叫恩情。
家在分洪区是什么感受?无奈中生长顽强,失望里萌芽希望,人们在学习如何与自然和解。
1次、2次、3次、4次……
自从1983年12月嫁到鱼樵村,闫斗菊记不清自家的房屋“被淹了多少回了”。
鱼樵村是武汉市蔡甸区消泗乡的14个行政村之一。消泗乡距离武汉主城区79公里,由于地势低洼,历来被称为“水袋子”,遇大雨“十有九淹”。过去半个世纪里,这里兜住了武汉大部分洪水。有时候水淹到脚踝,有时候齐腰深,还有些时候,整个村庄都浸泡在水中……
从23岁花信年华到55岁知命之年,32年间,洪水一次又一次席卷了闫斗菊的家。她连同她所在的村庄,又一次一次从洪水中站了起来。在这片云梦泽之地,人们与水为伴,与水相斗。
“结婚前,没想那么多;等考虑周到,晚了。”她手里拿着一把雨伞,从船上跳进泡在水里20多天、刚刚才从大水中露出全身的房子里,回过头,凄然地看着。
打了水漂
8月7日,立秋。
大半个鱼樵村还浸泡在汪泽之中,又迎来一场雨。
闫斗菊和一袋蛇皮袋行李、两箱方便面,挤在一只不到1米宽的小船上。岸边的人轻轻一推,船夫用杆一撑,摇摇晃晃地,朝着水泽深处的家出发了。
船只漂在浮萍绿草间,目之所及,随处可见大水冲过的痕迹:漂浮的房梁、垮塌的民屋、挂满垃圾袋的枝丫、斜靠在墙边的木门和只露出红色瓦顶的厕所。
7月5日,由于暴雨连绵,消泗乡多处湖苑民堤出现险情。蔡甸区决定:紧急转移消泗乡12个村共计1.6万名群众。闫斗菊便是这1.6万人之一。
转移到安置点后,这是闫斗菊第一次回到家中。“趁着水位降下去,想把屋里收拾一下,总是要回来的。”
是啊,总是要回来的。可是下了船,进了门,这栋已显露破败印记的一层半砖房内的景象,还是让她吃了一惊。
厨房的地板上堆满了泥土、树枝和木块;灶台上积了一层厚厚的泥沙和黑屑;绿色的不明粘液凝固在一口大锅里,被洪水“煮成”了浆糊。踩在肮脏松软的沉积物上,穿过厨房,在走到客厅的过道间,被水掀翻的木桌、横倒竖歪的房梁、已经断裂位移的土坯墙以及各种乱七八糟的杂物,杂乱地搅在了一起。
没有粉刷的粗糙泥土墙体上,满是乌黑的印子,墙上1米多高的水渍,显露了洪水这只猛兽留下的爪印。尽管水已经退出了房屋,在污水里浸泡了20多天后,混合着家禽排泄物、公厕粪便和死鱼死鸭的腐臭气息弥漫在空气中,一阵阵地,让闫斗菊不得不捏鼻屏息而行。
相比杂乱的屋子,更让闫斗菊忧虑的是农地。洪水来前,家里的6亩玉米和4亩黄豆,叶子都开始黄了。扁平宽大的叶丛中,一根根玉米棒又粗又壮;一株株黄豆苗茎秆硬实,也结满了肥大的黄绿色豆荚。
如果没有这场水灾,闫斗菊现在应该处于每年最忙的收割时节。可是现在,“全被大水冲走了”。
过去,一年的收入被大水“冲走”,为了供孩子上学,居住在闫斗菊家对面的刘焕明不得不到处借钱过日子。
那时,村里高地上有一位如今已80多岁的老爹,每次都尽力借钱给他。等到下一年,收上棉花了,刘焕明总会先打一床棉被给他;水稻成熟了,总会先送去让他尝尝鲜。“别人在你困难时帮助了你,这份情,永远也还不清。”
现在,孩子们都已长大,可以挣钱了,家里的压力也小了。48岁的刘焕明虽然依旧焦心,却没那么无助。他只是一边感叹,“现在种地是越来越不挣钱了”,一边用手指掰着:前年,玉米一公斤2.2元,去年只有1.8元,今年价格估计会更低。
闫斗菊家的28亩鱼塘,也被这场大水冲走了。塘地的水草,像是被铲车连根拔起,翻到了塘外的铁丝网上;铁丝网被撕出了一道道口子,“缺胳膊断腿”,难以再次合围住鱼塘;鱼塘里的鱼早已被水流冲走,不知所踪,只剩下些翻着鱼肚的死鱼了。
提起鱼塘,去年刚刚扩张承包了45亩的杨先平一个劲儿地叹息着。他很清楚一场大水意味着什么——“淹一次,三年才能回到正常的生活”。
2015年时,鱼市行情不好,杨先平鱼塘的鱼,有许多没卖出去。今年变成鱼苗,本想用来翻本。如果一切顺利,到今年冬至,鱼苗都长大后,全部卖出去的话,至少有25万元的毛收入,8万到9万元的纯利润。
小儿子也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他本打算等卖了鱼,把手里的钱凑一凑,就给儿子凑出一个房子的首付来。可是现在,“买房的钱全打了水漂”。杨先平坐在小板凳上,挥舞着双手,挤出苦苦的笑。
(责任编辑: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