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为自己根本不可能违纪，但经历这次纪委找我谈话调查，甚至给我这个处分，我最终是心服口服。”回忆起前不久与纪委同志的“针锋相对”，王诚勇感触颇深。
近日，杭州市纪委发布最新数据，今年1-9月份，杭州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信访举报5304件次，立案1478件，大多数问题线索都是通过教育提醒、谈话函询等方式处理的，教育挽救了一批党员干部。王诚勇便是其中一个。
王诚勇是杭州市一名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工作一直顺风顺水的他，从没想过会与“组织调查”来个“不期而遇”。
8月上旬的一天，正在检查工作的王诚勇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您好，请问是王诚勇同志吗？我是市纪委的，明天下午有没有时间，想找您谈个话。”
“听到是纪委找谈话，一般都有点抵触。比如王诚勇，他当时直接在电话里发起火来。”杭州市纪委具体经办此问题线索的同志告诉记者，去年中央纪委提出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首先强调的是“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为此，杭州全市纪检机关将监督执纪的关口前移，运用教育提醒、谈话函询等手段，让处在违纪边缘的同志受到教育和警醒，成为纪委的一项日常工作。
王诚勇被纪委“约谈”，始于群众信访举报反映其在一家企业兼职取酬，可能存在利益输送等问题。
“刚开始是非常抵触的，我觉得纪委是在找茬，拘泥于小问题。”王诚勇告诉记者，其曾经依靠自己的“一技之长”，确实在一家企业兼职相关工作。但由于领取的薪酬也不高，一年2万多元，王诚勇觉得没必要向组织报告。
但是，群众的举报就是这么“不期而至”。收到王诚勇的信访举报后，杭州市纪委调查人员进行了外围初核调查，初步摸排认为反映王诚勇的问题确实存在，但情节不是很严重，遂决定采用“谈话提醒”的方式，请王诚勇就信访反映的问题向组织作一说明。
初次与纪委“交锋”，王诚勇的心里觉得有些憋屈。但在接下来的交谈中，他开始意识到自身行为的不妥之处。“作为党员，就应该以党纪来衡量自己的言行，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从小事小节抓起。”四个多小时的谈话结束后，王诚勇开始理解纪委的“良苦用心”了。
“查办案件表明，破法无不是从破纪开始的。如果有违纪苗头时就能得到警醒，第一次违纪就被处理，干部在以后的工作中会更懂得遵纪守法，走好人生每一步。”杭州市纪委一名长期从事执纪审查工作的同志介绍说。
为体现教育提醒的严肃性，杭州市纪委将“谈话函询”措施加以细化明确，所有谈话内容记录和书面说明，载入个人廉政档案，备查备用，使被约谈对象真正得到警示、受到教育，行有所止。
从“收受300元的小红包”，到“私车公养，违规报销千余元油费”，从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到违规发放津贴补贴……纵观全市这几年的通报不难发现，因“小事”“小节”受到纪律处分的案例已屡见不鲜。对反映党员干部的问题线索进行综合分析，用纪律的尺子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通过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轻处分、重处分、职务调整或执纪审查等方式处理各类违纪行为，目的就是为了抓早抓小、层层设防，正“歪树”、治“病树”，防止党员干部从破纪走向破法。
今年1-9月份，除司法机关移送的案件外，经杭州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给予组织处理1163人；给予党政纪处分836人，其中给予轻处分601人，占71.9%，给予重处分235人，占28.1%；重处分中移送司法机关67人，占党政纪处分人数的8%。数据表明，“四种形态”在杭州得到了很好的实践运用。
“执纪监督既要立足抓早抓小，预防党员干部从前一种形态向后一种形态演变，又要坚持治病救人，帮助犯错误的党员干部尽早认识错误，对其加以挽救。”杭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陈擎苍表示。
在处理王诚勇违反廉洁纪律一案中，杭州市纪委认为其违纪行为虽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考虑到王诚勇兼职取酬延续时间较短、数额较小，其个人对于违纪行为的后果及影响认识到位，且及时辞去了兼任职务，上缴了违纪所得，最终决定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责任编辑：石兰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