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近年来经济发展成绩亮眼，到2016年10月，重庆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已是连续11个季度排名全国第一。然而同时，这个西部重镇，有着14个国家级扶贫工作重点区县和4个市级扶贫工作重点区，是4个直辖市中唯一一个有贫困县(区)的城市，脱贫攻坚无疑是重庆在高水平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要补的最大“短板”。
不花一分钱 重庆兜底搬迁贫困户入住75平米新房
沿着崎岖的山路一路上行，到了海拔500多米，这间已经说不清年代的石头老屋就是重庆市黔江区濯水镇乌杨村徐卫情的家。家里只有两个房间，另一个房间其实就是厨房。16岁的徐卫情今年刚刚考上县里的民族职业教育中心，开始住校生活。在这之前，这间厨房除了兼做父亲徐久山的卧室，还是她的书房。从小，徐卫情是打着手电筒做作业的。
徐卫情一家所在的黔江区地处武陵山腹地，山大沟深，2014年底，黔江全区有贫困村65个，贫困人口11430户40641人，贫困发生率高达7.3%。徐卫情的父亲徐久山告诉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记者，一年只有一两千元的收入。
徐久山体弱多病，肢体残疾，母亲程也因为儿时患过脑膜炎而留下后遗症，没体力，没文化，没技能，一家三口靠着山里的几亩地勉强糊口，是全村过得最苦的人家。
2015年，政府给徐卫情一家人办了低保，每个月能有400块钱，这对这个深度贫困的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碳。同样是在2015年，重庆市将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学校学生和其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标准从1500元提高到了2000元。接二连三的扶贫政策像一束束阳光照进了这个被深度贫困笼罩的家庭，云开雾散，让这一家人真真切切触摸到了脱贫的希望。也正是在2015年，重庆市全面打响了新一轮扶贫攻坚战。
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刘强：在推进新一轮的扶贫工作过程当中，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扶贫工作的意见，在意见的基础上又制定了一个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十大工程的实施方案。然后我们市级相关的职能部门配套了13个具体的政策措施，我们统称“1+1+13”的保障措施。我们2015年全市完成了脱贫攻坚的年度工作目标任务，今年还有7个区县要成建制地摘帽，还有885个村有59.3万人要实现脱贫。
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记者 李雨霏：在这么多的措施当中，我注意到我们推进了一个工作叫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当时在2013年到2015年也是被定为市委市政府22项民生实事之首。什么叫高山生态扶贫搬迁？
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刘强：高山生态扶贫搬迁，这也是根据我们重庆的市情实际提出来的。我们有640多个村处于800米以上的高山高寒地区，所以我们重庆在扶贫搬迁过程中，一方面要让我们的贫困群众如期脱贫，又要让我们生态环境得到有效的保护，所以我们结合重庆实际称为高山生态扶贫搬迁。把他搬下来，一次搬迁一次脱贫，一次扶贫终身脱贫。我们按照三年的时间目标任务，还要搬迁25万人。今年我们计划是8万，那么今年已经全面完成了。
2016年5月，正是在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工作的推进下，徐卫情一家三口终于如愿以偿地分到了一套宽敞明亮的新房。新房紧挨公路，75个平方的三居室，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交房时屋内已经通水通电。徐久山说如果依靠自己是住不起这个房子的。
徐久山没有为自家的这套新房花一分钱。实际上，按照重庆市高山生态扶贫搬迁的政策规定，像徐久山这样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每人可享受1万元的补贴，三口人共计3万元，但是这样一套新房连材料加人工费等需要8万余元，剩下的5万元缺口对徐久山这样深度贫困的家庭来说依然还是个天文数字。幸好重庆市政府出台了兜底搬迁的政策，为了确保搬迁对象“选得准”，黔江区明确规定兜底户需要具备的诸多条件，同时采取村和社区初评、乡镇街道初审、区扶贫办核实终审的办法来甄别对象，通过公示，最终黔江区评选出了552户深度贫困户为“愿意搬又无力搬”的兜底户。由政府加帮扶部门共同来筹资来解决。许久山作为兜底户免费住进了新房。
重庆市黔江区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李勇：近600户的规模挺大的，算下来要几个亿，压力还是很大，因为黔江本来也是一个扶贫开发的重点县，非常困难。
面对资金难题，黔江政府显示出了扶贫攻艰的巨大决心，上下总动员，将兜底搬迁帮扶任务分解到全区近百个部门单位，并与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帮助这552户深度贫困户迈出了脱贫路上最关键的一步。从2013年开始，到2016年，黔江用4年时间完成了全部552户兜底户的搬迁工作。
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刘强：我们在25万人的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当中一共要花150亿以上，这个中央财政和市级财政筹集20亿，主要是要就靠金融市场行为，比如说像国开行重庆分行、农发行重庆分行，他们来讲的话点对点地从政策支持脱贫搬迁方面，跟我们筹集专项资金长期贷款要达到100亿以上。另外就是我们要靠区县在扶贫的、在农业专项的资金当中实施统筹。再加上我们还有社会救助，全社会参与扶贫支持扶贫，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重庆创新地票交易制度 卖农房换新房
冯家街道中坝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安置点，44岁的粟军总感觉今年冬月间的阳光比往年多一些，在这个刚刚入住半年的新家，他做起事来总是分外带劲。
贫困户 粟军：原来我们是住在上面海拔有700米高，路都是泥浆没硬化过，老房子是木头结构的，天穿地漏的样子。
粟军夫妻俩年轻时都在外打工，但是十几年前他因为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肌肉萎缩，妻子也患上了皮肌炎，两人只能回到大山里，因为不能干重体力活，妻子只能在镇上的小饭馆里打工，一个月1000元出头的工资，还要供女儿读大学。见过世面又勤劳肯干的粟军在山里憋屈得慌，急着想办法早点摘掉贫困户的帽子。一听说了高山生态扶贫搬迁的政策，他下定决心要搬下山去。
贫困户 粟军：总面积是164个平方，我们买价是970一个平方，算起来16万2。
粟军家并不属于需要兜底的深度贫困户，既便是以最优惠的价格算下来，16万2的房款，减于贫困户的3万元补贴，再减去自家土地平整补贴的5千元钱，粟军还需要自掏12万7千元，粟军拿出家里所有积蓄，又借遍了亲戚朋友，还是差了一大截。正当粟军为钱发愁的时候，他听说了重庆市独有的地票交易制度。
原来，粟军家的老宅基地在复垦以后，原有面积减于搬迁房的占地面积，多出来204个平方(0.306亩)既可上市交易，按当时的地票交易价格扣除工程成本、融资成本、管理成本以后，15%归集体所有，用于发展集体经济和公共事业，85%归个人，粟军最终得到了4万多元钱，而当时粟军家的人均收入还不足3000元，这笔钱的及时到位，顺利地圆了粟军一家搬出大山的梦想。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童代志：这个地票针对的问题是解决城乡建设用地双增长和耕地保护这么一个目标去的，重点是要盘活农村的闲置废弃的建设用地。在实施高山生态扶贫搬迁过程当中，通过实施这些工程可以节约一部分指标，用地票的原理可以进行变现。这就对我们扶贫攻坚工程起到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
截至2016年11底，重庆市累计成交17个贫困区县地票14.51万亩，288.06亿元，占交易总量的74.03%；全市建卡贫困户20.9万人参与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其中4.8万人已经实现地票交易，获得价款收益1.1亿元，有力助推了精准扶贫工作，促进农民脱贫增收。
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刘强：地票制度实际上是我们重庆在改革过程当中探索实践的一个成功案例，通过地票来弥补搬迁过程中经费不足的部分。主要来讲的话原有的住房可能占地面积相对比较宽，一般来讲平均每一户占了0.7亩，如果搬出来以后我们集中安置每一户要节约0.4亩，我们通过搬迁以后对原有宅基地进行整治以后复耕，可以置换到新的搬迁建设的用地地方来。那这个地票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首先要确保贫困户的利益，他们愿意退出原有宅基地的我们国土部门优先考虑优先计划优先安排。
搬迁是手段，脱贫才是目的。要想从根本上脱贫致富，必须要以后续产业为支撑。黔江区冯家街道中坝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安置点，依山傍水，风景秀美，依托阿蓬江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带，这个安置点共计搬迁安置57户270人，在规划之初就被做为乡村旅游景点加以打造。从700多米海拔的高山上搬下来，粟军没想到新家一应俱全，自己简直就是拎包入住。
虽然为了搬迁，粟军还借了几万元外债，但他心里踏实得很。漂亮的新家，一楼是自住和餐厅，二楼就是村里的旅游专业合作社整体打造的客房，今年5月他入住后就遇上夏天的旅游旺季，短短几个月就收入了将近两万元。
重庆市黔江区冯家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胡勇：我们搬迁户用自己的搬迁房来入股和咱们专业合作社合作经营，在营销的活动中集中入住的时候，咱们合作社按照20%的收入提成，60%的交给老百姓。
现在在整个中坝安置点，已经依托村民的搬迁房打造了了48个标间，48个单间，仅2016年5月以来就接待游客1万2千人次。57家搬迁户中有9家在搬迁以前都是贫困户，搬迁后这9家的收入由人均不到3000元上升到5428元。除了经营农家乐，粟军还靠着门口的阿蓬江养了100多只鸭子，这个被伤残和贫穷困扰多年的中年人，搬出大山后，铆足干劲，脚踏实地奔向好日子。
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刘强：在贫困群众搬迁以后，政府建立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一个就是我们产业发展扶持一批，第二就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来扶持一批，再一个我们就是通过教育资助一批。另外通过医疗救助一批，有些家庭确实来讲因病致贫，在我们贫困群众的占比当中是最高的，这个占了我们三分之一，应该说整体来讲在因病致贫的救助方面，我们的政策覆盖面是做到了百分之百。
怎样才算脱贫致富？重庆引入第三方评估
黔江区今年要实现摘帽，就意味着包括李子村在内的最后35个贫困村必须要整村脱贫。为了迎接年底的市级验收这场大考，黔江区先给自己进行严格的模拟考试。模拟地点定在太极乡李子村。按着事先严格保密的名单，黔江区扶贫办的工作人员开始入户进行走访调查。
重庆市黔江区扶贫办工作人员 兰俊：等我们区级验收完成以后，我们就打报告到市上去，市上再对我们进行验收，他们第三方评估，还有社科院、民调中心、市扶贫领导小组也组织验收。四个组到我们黔江压力挺大的。
这个倍感神秘的第三方评估到底是什么机构？又是怎样运作的？
重庆市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部部长 康庄：这是脱贫户基本状况的入户问卷调查。进行这个调查的时候，不管是驻村干部还是村干部，他们都是回避的。
收入状况无疑是考察贫困户是否脱贫最为核心和关键的指标，但是做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社会学者，康庄发现绝大多数农户并不能说清楚自己收入的具体数目。除了打工收入，农产品的收入计算也花了康庄团队不少的精力。因为农户往往没有准确计量的习惯，他们首先跑了几个大的蔬菜批发市场，把常见农产品的批发价格制成了这样一张表，然后按照七折计算农产品的地头价。
重庆市的脱贫一共三个标准：一是贫困人口的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达到3000元以上，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二是贫困村贫困发生率降低到3%以下。三是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贫困发生率降低到3%以下。康庄的团队紧紧围绕这个标准，进行准确严谨的定性和定量调研。
重庆市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部部长 康庄：应该说是全国第一个以省级的这样一个评估，第三方评估。我们实际上是三方合作的，不仅仅是我们重庆社科院参与，还包括了市统计局的一个事业单位，叫社情民意中心，他们主要负责的数据调查，我们在他们提供数据调查的基础上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与此同时我们还对每一个县20多个村进行实地观察访谈和收取数据，两者相对应表示一致的时候我们的数据才产生真实性。
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记者 李雨霏：为什么要引进第三方评估？和之前相比的话，他们弥补了之前哪些不足的地方？
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刘强：过去对贫困人口的脱贫我们主要就是从经济测算方面来讲，这之间谁来当这个裁判呢？我们觉得应该有一个社会统筹的评价体系，我们建立了一系列的贫困群众退出贫困的滚动精准退出的机制，区县自查、市级抽查、第三方评估和民意调查。这样一来在整个我们退出机制方面，也不是今天我们政府说他已经脱贫就脱贫了，也不是贫困户说他已经脱贫了就退出了，而是四位一体的退出机制来加以衡量。明年确实是我们脱贫攻坚的关键期，也是基本实现脱贫。2018年我们打扫战场，再用两年的时间加以巩固。所以到2020年重庆要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