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关乎后半生的选择题，摆在了54岁的潘军面前。
在河北省涞源县县城西北，建起了44栋6层小楼，这是该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工程之一。
如果潘军愿意，他一家四口可以免费住进其中一套100平方米的楼房。和他村中的3间石头房相比，这里的楼房明亮干净，紧邻高速公路、学校、医院。相距约1公里的住宅区，房价已由去年的每平方米4000多元涨至6000多元。
潘军所在的北铺村，是涞源县23个省级深度贫困村之一，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67%。村中无学校，无商铺，有卫生室却不见医生。作为易地扶贫搬迁村，北铺村村民可自愿选择搬或不搬。
据介绍，涞源县规划搬迁贫困人口27454人。在这场迁徙中，进城还是留村，对于潘军这样的村民来说，抉择并非那么容易。脱贫是一场大考，而进城与否，是一道复杂的选择题。
县城or山村
清晨4点半，潘军习惯性地醒来，起床。
眼下，山上大片的槐花开得正好，早上微凉的空气中氤氲着槐花香，他喜欢这种味道。他养了4头牛、1头驴、1头猪、1条狗和9只鸡。起床后，潘军先去看看牲畜是否安好，随后转悠到菜园和玉米地。今年入春以来气候干旱，他家种的5亩玉米大半还没露头，他祈盼着“老天多下些雨，多赏些饭吃”。
9点左右，同村的王文龙回到村里。这名85后年轻人，除了种地，还担任村会计。他记不清从去年何时起，各种需要填写的表格和扶贫相关会议就多了起来，因为村里开会要留存现场照片，他去年特意换了个拍照方便的智能手机，还学会了使用微信，买了每月30兆的手机流量套餐。
下午5点左右，忙完一天的活计，王文龙就骑着他那辆二手摩托车赶到11公里外的乡上，接小学二年级的女儿。村小自2005年“撤点并校”后就没了，而乡上仅有的一所小学，则规定二年级以上学生才能住校，于是王文龙在女儿上幼儿园时就在乡上租了房“陪读”。房租从每年800元涨至1500元，王文龙说，“明年必须得让女儿住校”。
潘军和王文龙两家离得不远，俩人时不时凑到一起聊天，无非是聊聊今天干了什么活、有什么新鲜事。自去年北铺村被规划为涞源县“十三五”时期首批异地搬迁扶贫村后，他们聊天的话题便多了“搬迁”这一重要议题。
在此之前，潘军从没想过离开这片土地。他年轻时去北京打过工，在广东当过兵，1989年退伍回村后便过起了和父辈相似的生活，成家，种地，养牲口，做帮工，如此已近30年。
王文龙却是想离开而离不开。“家里有老人、孩子、地，还有村里一堆事儿，根本脱不开身。”今年2月，王文龙的妻子生了二胎，王文龙从妻子手中接过给女儿“陪读”的接力棒，来往于乡与村之间。
如今，搬迁打乱了他们以往的生活轨迹，把他们推向选择的岔路口。同意搬迁的，每人可以在县城安置片区分得25平方米楼房，但要拆除村里的旧房，让宅基地复耕。王文龙不想错过这次机会，他决定搬迁，以方便子女在县城上学。
不过，王文龙的父母亲决定留在村里。“他们觉得搬出去住不习惯，喜欢待在山里。”王文龙说，这样也可保存部分住房和维持日常的耕种，“算是留个退路”。
“同意搬迁的，多半是为了下一代，比如留给孩子一套房子或者上学便利等。不同意搬迁的，一是不舍得离开，二是在山里也能勉强过活。”北铺村党支部书记王玉格说，目前村里116户中有61户同意搬迁。
而潘军仍在犹豫：“进城后吃喝拉撒都得花钱，怎么活？”
一个鲜明的对比
至于搬迁后究竟怎么过活，潘军曾去该县王安镇南赵庄新区打探。那里已经有很多人入住。
小区内一排排6层小楼整齐划一，楼下停放着小轿车、三轮车、摩托车等各式车辆，绿化用地上零星地长着野草，小区后方堆着五颜六色的垃圾。
记者第一次见到南赵庄新区居民刘东时，他穿着一身打着补丁的衣裳，正安静地蹲在小区楼下的墙根。他爱笑，一笑就露出缺了大半的门牙。
60岁的刘东无儿无女，妻子于3年前过世。2015年10月搬迁那天，刘东背上一卷铺盖，揣着700元积蓄搬进了楼房。新房中的装修、家具等都是他弟弟送的，只有一盆天竺葵除外。这是刘东从旧居掐来的花枝，枝子插在新花盆之后不仅活了下来，还开得红火。
再见到刘东时，他正在帮人垒猪圈，铲水泥的手因力气不足而不停地抖，“现在就做些帮工养活自己，回村里种地来回得走上4公里，地就给我弟种了，出去打工也没人要我这把年纪的老头子”。
那天，他身上只剩下50元，5角钱买的一棵圆白菜已经吃了3天。一年多来，他只在春节时狠心买了两斤猪肉。他也喝不惯小区的水，不少村民从原来的村里接山泉水喝，但他没车去拉水，只能凑合着喝。他感慨：“这楼房有钱人才住得舒服，不然撒泡尿都花钱。”
而在距离县城约1公里的富安新区，54岁的土庵村村民张国宾几乎与刘东同时搬迁，却活出了另一副模样——棕色皮鞋、灰色西裤、亚麻色外套，张国宾左手的金戒指衬着他黝黑的皮肤显得更亮。“做生意嘛，富不富都得装出点样子来。”张国宾不好意思地说。
土庵村也是个贫困人口占比超60%的深度贫困村，345户人家散落在一道山沟中的37个自然村组中，公路蜿蜒至位于山沟中间的主村便戛然而止，往山上走就是1米多宽的土路，如果再往更深处的村落走，多半只有半米宽的山路。
在这些宽宽窄窄的路上，张国宾曾目睹一位远房亲戚因大雪封山无法通车而被村民背出去看病，却因耽误了治疗时机再没活着回来，也见过去山西煤矿挖煤却被坑了钱的村民狼狈归来，还见过去山坡上耕种的村民因山路陡峭摔下山丢了性命。也是在这些路上，张国宾曾拿着干粮去上学，背着行囊出去打工，爬到山上去做矿工，后来凭着不错的厨艺开着三轮车去别人的喜宴丧宴上帮工……
2014年，土庵村被涞源县规划为易地扶贫搬迁村之一，89户选择搬迁，张国宾第一个冲到新区的规划地，左拼右凑借了约30万元买下其中一块地并建起了新宅，开起了一家“流动饭店”——客户办红白事，他就开着三轮车拉着炉子和锅碗瓢盆去承办宴席。
“涞源县在‘十二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中，鼓励村民们自主就业、创业，也会尽力给村民以就业支持，张国宾属于自主创业致富，还带动了村里其他8人就业、赚钱。”土庵村村主任张国立说。
来到新区后，张国宾的“朋友圈”渐渐扩大，消息更加灵通，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如今他一年约有5万元收入。他说：“当时不知道出来之后会咋样，但可以确定的是继续窝在山沟里肯定没有出路。搬出来见到的人多了，眼界就开阔了，以往俺村人进城只敢沿着县城中间那条街走，生怕迷了路呢还！”
就业就在家门口
如果不是找到了工作，南赵庄新区的刘振英恐怕会和刘东一样，正蹲在楼下晒着太阳，和邻里拉着家常，靠养老金和子女的贴补生活。
刚搬进新家时，李振英一会儿坐坐沙发，一会儿坐坐床，坐哪儿都觉得太软，太不自在，“总感觉这不是自己的家”。但时间长了，她越来越喜欢这里的干净和便捷。更让这个73岁的老太太欢喜的是，她今年在小区内的箱包加工车间找到一份工作。
每天7点，她准时到达车间开始工作，把缝纫好的书包翻过来，安装小零件，剪掉线头，装入透明包装袋……如果没有意外，她一天能翻50个书包，挣到12元。对此，她很知足：“下楼就能工作，老了还能挣300多块钱一个月，至少够买菜吃了，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干吗呢？”
刘振英所在的车间于今年2月正式入驻南赵庄新区。据南赵庄村支书杨连义介绍，该车间的基础设施和装备由涞源县扶贫局出资装配，由涞源县鼎华箱包加工厂租来做来料加工，每年租金10万元。“这种‘企业＋加工点＋农户’的家庭手工业模式，一方面租金将用于该社区没有劳动能力的居民的生活保障，另一方面还可以为社区的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杨连义总结道，“彼此借力才能互惠互利。”
“车间招工时有100多人来报名应聘，最后录用了51名缝纫工和20名翻包工，绝大多数为南赵庄村贫困户。”该车间负责人马小玲说，缝纫工每月能拿到1500~2000元不等的工资，翻包工每翻一个包可以挣到0.24元，多翻多得。
马小玲自己每月能拿到2500元，这出乎她的意料。在这之前，马小玲每天的任务就是接送孩子上学、做饭、做家务，是个典型的家庭主妇。今年1月，马小玲看到小区的招工通知，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去应聘，不料却凭着以往在服装厂打工的经验成了车间负责人。“在小区内工作既能照顾孩子，又能挣到工资，以前可没这样的好事。”她说。
“如今涞源县是易地搬迁安置区与产业园区两区同建，所以在发展扶贫产业这块力度更大，也就会让产业的发展与‘十二五’时期移民搬迁区、灾后重建安置区进行衔接，共享发展红利。”涞源县扶贫局局长孙轶说。
鼎华箱包加工厂厂长孙章锁粗略算了一笔账，开工后的这3个月里，因该车间生产的书包不达标已造成近30万元损失，再加上连续3年每年10万元的租金，“相当于我们入驻后的前3年是白干了，3年哪能挣回这60万元？”孙章锁坦言：“其实最初我们也不想来，村民们都没有缝纫经验，还得进行培训。但能帮助更多的人就业是件好事，我们有这样一种情怀。”
目前，该小区的二期车间正在筹备中，孙章锁准备将招工范围拓展至南赵庄新区周围的社区和村庄，这也是他扩大生产规模的重要一步。
走到哪儿都得靠自己
在涞源县城的安置片区，等待潘军的不仅是几个车间，还有一片规划占地180亩的产业园区。这里已有两家企业签约入驻，可新增就业1000余人，另有11家企业有入驻意向。
按照规划，全国正在加快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从根本上解决约1000万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问题。这项工作被称为“挪穷窝”“换穷业”“拔穷根”。
“怎么才能让搬迁人口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发展产业，帮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从农村到城镇的过渡。”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的前一晚，涞源县扶贫局局长孙轶开会研究扶贫产业发展相关问题直至次日凌晨。
在他看来，如今涞源县的扶贫产业发展正面临大好机遇，不断有北京、天津等地的企业前来洽谈，北京市丰台区、河北省发改委等各方力量将对涞源县进行帮扶。涞源县临近雄安新区，高速公里贯通后只需1小时车程就能到达雄安，如今雄安新区需要疏解劳动密集型产业，涞源县恰好可以承接。
今年3月，涞源县六旺川生态养殖公司与入股贫困户分了红。据该公司创始人孙二东介绍，县扶贫局与他签订了5年合同，把约550户贫困户的300万元扶贫资金投入该企业，企业每年以不低于扶贫资金10%的比例给贫困户分红，合同到期后扶贫资金仍归贫困户，“老百姓是没风险的，无论公司收益如何，都会保证按比例给贫困户进行分红，每个贫困户每年能拿到约1000元的分红和薪资。”
“搬迁群众可以以土地或扶贫资金入股企业、土地流转、企业务工等形式获得股金、租金、薪金，成为‘三金农民’。”涞源县副县长汪源表示，接下来也将着力实施金融扶贫，探索建立“企业＋农户＋担保＋银行”的扶贫模式，“比如现在一个贫困户可以从银行贷款5万元，入股到扶贫企业，企业保证给至少10%的分红，这样扣除一年的利息，每年能有2500元纯收益。”
不过，孙轶在工作中也遇到了一大难题，那就是“没地”。“企业来这里发展总得需要用地，但涞源县一般农田连片的少，大部分属于基本农田区。而基本农田是只允许耕种农作物，是不能改变用途的。”孙轶说。
汪源表示：“以往保定市有一个土政策，叫‘基本农田上山’，意味着把全市的基本农田集中在了山区，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只能一步步发展着看。”在汪源看来，目前涞源县脱贫的最大挑战是“时间”，“为确保涞源县2020年实现稳定脱贫目标，大家都在争分夺秒地干。”
到目前为止，潘军仍没决定搬或不搬。不过他相信，“光靠政府是不够的，走到哪儿都得靠自己脱贫、致富”。记者 孙庆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