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父母深陷保健品骗局 男子成立公司防老人受骗

2017年12月13日 08:06   来源:中国青年报   袁贻辰

  “药盒子”里头捞父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袁贻辰

  陈杰觉得自己一直在输。自从发现父母深陷保健品和投资骗局后,这个43岁的成都男人就开始节节败退。他无法拦下一个接一个被父母带回家的“好项目”,也没能追回家人被骗走的投资款,他甚至一度不能主导半身不遂的母亲如何进行康复治疗——比起正规医院,家人选择四处向“神医”求药。

  他发现自己被卷进了一场争夺父母的“拔河赛”,用尽全力却眼睁睁看着父母滑向骗子那边。他辞掉工作,创办了一家公司,专门“防止老年人上当受骗”。他决定,死磕那些骗子。

  他以公司的名义开设了一个微信公众号,专门受理受骗老人及其家人的投诉。根据老人提供的资料,陈杰免费对他们的消费或投资行为进行分析,再给出具体的维权建议。这些经验,都是他为父母的事奔走时攒下的。

  媒体报道后,公众号后台每天都能收到几十条留言和投诉。他把所有心思用在上面,随时准备跳上公交车,从城西跑到城东,去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挨个反馈情况。手机永远挂在脖子上,“方便拍照取证和接打电话”。

  他加班加点地总结保健品诈骗、医疗诈骗等13种诈骗形式的特征,每一种都附上投诉和维权的热线及方法。他还计划拍一些利于传播的小视频,教更多人分辨骗子。

  他已经很快了,却依旧觉得“赶不上骗子进化的速度”。最近发现,就连在以前他认为和保健品骗局没什么联系的农村,也有人从城里带“好东西”进来,把劣质的洗脚盆卖出几千元的价格。

  在他看来,骗子从最早的钻空子到如今发展成一个庞大的产业,行骗方式和套路都在不断演进。与此同时,“社会大众还把老人被骗当成稀松平常的事,认为很轻易就可以预防。”陈杰说,自己推广防骗理念为老人服务时,感受到的最大困难其实并不是老人难以理解这些知识,而是“老年人身边的人不把这个当回事儿”。

  陈杰曾经也是个不把这当回事儿的人,直到今年3月他发现,在父母那个被名目繁多的“投资项目”和“神药”包围的家,自己已经快没有落脚之地了。

  那时,家里的抽屉塞满了母亲胡效敏几年来攒下的各类借条、协议和投资证书,这位70岁的老人把80万元的积蓄悉数砸了进去,只为“帮助国家解决困难”和“给儿子孙子留点儿遗产”。

  母亲瘫痪有些日子了。发现自己可能被骗后,她迈着越来越沉重的步子,把这些遍布成都市的公司反复走了几十遍。但一次次的奔波后,等来的却只有闭门羹。后来,胡效敏得了脑梗塞,两条腿像面条一般软绵绵的,这个老人再也抬不起腿去要钱了,最终才向儿子坦白一切。

  如果可以,这些被骗的事,她一个字也不想说。就像和那些受骗老人聚在一起时,他们从不谈论被骗的事儿一样,“哪个说这个哟,太伤心了。”胡效敏说,被骗的老人只会结伴坐公交车去维权,一次次无功而返后感叹一句,“这个社会为啥会有这些坏人啊,我们太造孽了,没得人救我们。”

  那段日子,母亲跟儿子絮叨,“有哪个人来帮帮我们就好了。”

  陈杰那会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整理母亲的各个投资项目,挨个儿求证、投诉、反映意见。可是,骗子公司早已人去楼空,几个月下来,陈杰没能为母亲追回1分钱。

  他反思过,是自己忽略了父母,这才让骗子乘虚而入。所以,“要多给父母打打电话,关心一下,就可以预防这些骗子了”。

  可发现母亲受骗后,他还是没能赢下电话听筒的主导权。那些母亲电话被占线的时刻,一个又一个年轻声音密集地轰炸病床上的母亲。有人邀请母亲去“领小礼品”,有人力邀胡效敏“来考察一下我们的新项目,肯定能赚钱”。

  “人都病了,不要打来了。”胡效敏合上手机盖。没多久,电话又响起来了。

  身为退伍军人的父亲也一直瞒着家人,在一个“老战士俱乐部”做理疗,买“神药”。甚至,这个老人宣布,要把妻子接上,送到俱乐部里请“专家”治疗。

  陈杰的弟弟压不住火气,和父亲争吵起来。混乱中,父亲抽了弟弟一耳光。弟弟不敢还手,大吼一声,握紧拳头砸向了餐桌的大理石台面。

  弟弟的手变得鲜血淋漓,骨头也折断了,最终还是没有拦住父亲。到了母亲该去医院做康复训练的日子,父子俩为了胡效敏的去向闹得不可开交。陈杰跑去了那个“老战士俱乐部”,抄起椅子就开始砸,砸烂了桌子,砸碎了椅子,又拿着被砸破的椅子腿去戳皮质沙发。

  出完了气,他发现自己又输了,“我可以砸掉那些地方,却依然挽回不了家人。”

  这种无力感,他在成立公司后常常也能感受到。有人向他诉苦,父母怎么也不听劝,证据摆到面前也不信。还有人说着说着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她跟骗子更亲”。

  这种感觉,陈杰明白。几个月前的一个周六,送完孩子上辅导班,他赶去父母家,只看到空无一人的屋子。母亲的电话无法接通,他找遍了周边的街道,给所有亲人打电话,没人知道父母的去向。当晚,他报了警。

  几天后,父亲在电话里告诉陈杰,自己开车带胡效敏去北京“治疗”了,“三个月就能重新站起来”。

  挂上电话,陈杰哭了。

  父子俩已经很久没说过话了。这个中年男人不知该如何开口,他唯一能确认的是,“要让自己忙起来,一停下来想这些事,心里就难受”。

  他拿出纸笔,开始一点点询问母亲受骗的经过。越问越是心惊——公交车站、超市卖场,甚至是小区楼道,传单和骗子无处不在。他们从做检查、提菜篮子开始,一步步发展到去家里打扫卫生一起做饭,再成了干儿子和干女儿,最后老人理所当然地被骗。

  “这不是提醒父母一两句就能预防的。”陈杰摇摇头,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就像是赤身肉搏的人面对着飞机坦克,组织严密的对方研究了你的性格、心理,一点点用套路攻破,别说老年人了,这样研究我们,谁能拍着胸脯保证不会受骗?”

  他心疼活动空间被束缚到床上的母亲。退休前曾是小学语文老师的母亲告诉陈杰,被骗都是因为自己错了,“学习不行了,笨了”。

  “你没错,是骗子厉害,你哪里做错了?”陈杰听着眼泪快出来了,“你只是老了。”

  陈杰很清楚,这些年,老人被骗的新闻不少,自己身边也有许多老人受骗。可发生后,听到的大多都是子女对父母的埋怨。这个中年男人眼看着受骗的老人被打上了傻、笨、不看新闻的标签,“好像老人被骗就是活该,可人老了大脑退化是正常的,今天我们嘲笑讽刺老人,几十年后我们就能躲过这些吗?”

  他想让自己的公司尽可能多地戳穿针对老年人的骗局,让大众意识到骗局背后不断“进化”的骗子。为此他口袋里永远揣着好几个小金桔,赶路时匆匆剥皮一口塞进去,一日三餐怎么简单怎么来,妻子说他“过得像个单身汉”。 这几天,因为不断和受骗老人及家属沟通,他的嗓子变得沙哑,打电话时连母亲也分辨不出他的声音了。

  接到投诉说想认定有美国某组织戳章的保健品,不会说英语的他抓起电话就拨给美国驻华领事馆。看到父亲所在的组织号称和中央某部门有关,他就一笔一画地给这些部门写信求证。

  他已经有些累了,打印的东西会被他落在店里忘了拿,眼睛总是布满血丝,跟人算账会记不清自己给没给过钞票。

  整日坐在轮椅上的母亲心疼他,一个人做这事不容易,会祈求每一个来访的客人,“帮帮他嘛,帮帮他嘛”。一旁的陈杰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其实他心里知道,帮助他的人已经很多了,比如家附近的彩票店、水果店和家政店无偿为自己挂起了宣传海报,水果店的老板娘甚至还会帮他主动给老人发“反诈骗的传单”。

  还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志愿者加入他的公司。杨皓岚是其中之一,这个姑娘在微博上看到陈杰的故事后,和同班的几个小伙伴商量好一起加入。

  杨皓岚的老家在四川农村,爷爷就花几千元买过劣质的洗脚盆。过年回家后,她把脚放进去,不到30秒就疼得受不了。后悔的爷爷也不跟子女说这事儿,默默把机器放到了房子的角落。

  回到城市的杨皓岚决定,“不能当没有看到这件事”。“你也可以选择沉默,那样会安全。但骗子会因此收手吗?如果放任不管,只会让一个又一个家庭卷入,最后没人躲过。”她说。

  这个不满20岁的姑娘和她的同伴因此常常需要消化很多无能为力的悲伤。他们和陈杰曾一起为一个80多岁的老人服务,老人给老伴治病的钱被骗去买了保健品,他们跑了很多个部门,反映了很多问题,写下了很多说明,但销售保健品的公司早早地溜之大吉。

  看着老人絮絮叨叨又擦眼泪的样子,她觉得无力又难受。

  但是陈杰告诉她,“老人被骗后,会受到来自家人的二次伤害。我们倾听他们帮助他们,哪怕只是给他们多一点点的心理安慰也是好的。”

  何况,每一次走进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他都能感知到对方态度的变化。尽管追回资金依旧困难,但填写完资料后,有工作人员抱着材料站在走廊也要听完陈杰讲述,公司磕磕绊绊的发展历程,最后送上一句鼓励。

  一个“每天都能看到老年人被骗”的年轻人说,陈杰像是为这些老人开了一个“心理康乐中心”,陪伴那些因受骗而不安的老人,“就这一点,我就特别特别敬佩他”。

  只是,这场“拔河”比赛,陈杰赢的可能性还是太小了。

  他把母亲送到正规医院,开了药,还安排了康复治疗的疗程,打算陪母亲一点点熬过这段艰难的日子。

  但当他去家里探望母亲时,却经常发现一排排没有包装标签的“神药”,正规医院开的药不知道被塞去了哪儿,一问,那些“神药”都是父亲拿回来的。

  另一个赛场上,绳子那头也没有松动的迹象。一次又一次无功而返后,有人问他,“你这样能行吗?”更多的人会劝他,“我们都投诉过了,真没办法,任何人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没错,大家早晚都会明白,没有一个部门或者个人能够应对这种挑战。想要战胜这些骗子,就必须全社会合力。”陈杰每次的回答都一样。

  他依旧会一次次找到社区的工作人员,和对方商量该如何劝说老人。社区年轻的工作人员无奈地摇摇头,“我还能做点什么呢?”话说完了,一阵沉默后,两个人还是决定要和警察一道,再去老人家里一趟,“至少再试一次吧”。

  他很清楚,自己的“跑腿”不会立竿见影,可是“跑一次、再跑一次,就会让更多人看到,大家会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会明白哪些是我们的权利,会清楚我们应该如何去捍卫自己的权利。”

  其实,就连公司会不会明天关停他也说不准。面对强硬的父亲、人身安全的威胁,这家注册金额仅10万元、员工仅1人的公司随时可能倒闭。但他也想好了之后的路,“这些经验会留下,日后有类似公司,我会第一个加入”。

  那个如今拥有800多个粉丝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他眼中的经验。公号被取名为“保护伞乌托邦”,前三个字是母亲取的,意思是“人人为伞,伞为人人”。后三个字是他想的。他知道,公司的诞生维系都有些乌托邦性质,但却依然愿意“永不放弃,永远尝试”。

(责任编辑:宋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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