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清泉
长三角城市群，是正在快速崛起的世界级城市群。国务院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发挥上海龙头带动的核心作用和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无论从人口规模、经济体量，还是从区域影响来看，上海都是这个城市群的龙头城市、核心城市。新时代，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践中，上海需要充分发挥世界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先导作用。
既能务实惠民 又可挖潜增效
一体化发展是趋利避害的一种优化选择。处于城市群地理空间中的城市，为什么大多希望能实现发展建设的一体化？原因在于，它具有两个显见的好处：一是，能够更加有效地配置城市群中的生产生活资源要素，有助于规避各自为政、单打独斗、同质化竞争所引发的效能低下弊端；二是，有助于协调解决跨区域的矛盾、问题，如雾霾扩散、水体污染等问题。
一体化是在众多主体并存的环境中，追求协同配合、彼此呼应、互动并进关系的至高境界。在自然界中，有些场景想必大家会有印象：深海中密集的鱼群，天空中密集的鸟群，不管怎么游弋转弯或上下翻飞，它们始终都是一个有序移动的整体。鱼和鱼之间、鸟和鸟之间，既不会出现一片混乱，也不会发生碰撞，并且还能保证方向始终如一。这就是动物界的行为“一体化”。
鱼和鸟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它们的群落中，有一种让所有鱼和鸟能够自觉遵守的“一致行动指令机制”。换句话说，它们中间有引领者和带动者。如果我们为长三角城市群确定诸如“小康型城市群”“现代化城市群”甚至“未来式城市群”等品质晋级阶段目标，那引领和带动长三角城市群走向这一目标的龙头就是上海。其他节点城市，如杭州、南京、苏州、宁波及合肥等，则会相应扮演发展引擎的重要作用。
从世界城市发展规律来看，在粗放化建设阶段，走自力更生、自主发展的路子，可以维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可一旦到了更新再造和谋求转型创新的精细化阶段，就需要借助推动城市群来实现一体化，进而挖掘和增加新的发展动能。纽约、伦敦、巴黎及东京等，都经历过这样的发展阶段。目前，长三角已经进入到这一发展阶段。
那么，什么是一体化呢？举例来说，在深度融合的一体化机制下，城际高速公路上不会有太多的设卡收费，不同城市的交通卡乃至社保卡可以通行通用，货物出入境通关也有望就地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体化的价值就在于，它既能务实惠民又可挖潜增效。
推进文化共融 用好制度红利
实践中，城市群一体化也面临不小的挑战。特别是，要让所有成员城市愿意协调配合、功能错位，需要借助必要的制度改革、制度创新，来推出蕴含一体化共识的新制度新规章。
中共上海十一届市委三次全会强调，要奋力做好制度供给。在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相关共识进一步达成：促进公共服务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市场，大力实施长三角地区市场规则体系共建、创新模式共推、市场监管共治、流通设施互联、市场信息互通、信用体系互动的“三共三互”工程。这表明，长三角城市开始谋划借助制度供给和区域联动这个支点，来力求撬动城市和区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变。
应当看到，为城市群量身定制新制度新规则后，关键的着力点在于城市间实现民心相通、诉求相容。因为新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必然关系到成员城市间如何科学合理地分配资源要素、划分功能责任、确定补偿关系、发挥比较优势等，协调难度可想而知。在这方面，率先发挥文化发展的共通共融、春风化雨和先行引导作用，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当前，上海正在朝着发挥龙头作用的目标不断迈进。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以及出台“上海文创50条”、深化放管服改革和倡议“创新引领，携手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等表明，上海正在按照新时代的新要求力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其中，发挥龙头先导作用，客观上要求上海具有“勇者先行”的精神。
从愿景上看，国务院批复同意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明确提出，上海的未来发展愿景就是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从精神上看，上海既是红色文化的发源地，也是新时期改革开放和创新实践的前沿。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由“石库门”走向了“天安门”，并在40年的改革创新中创造了新的辉煌。这里面，“敢为天下先”正是上海突出的精神表征。
在此基础上，我们有能力推进文化深度共通共融，有能力用好制度创新红利，最终推动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协调发展取得实质性突破。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