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农村地区的天价彩礼、大操大办之风盛行，社会广泛关注，群众反映强烈。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成为当前乡村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围绕其中的有关问题，记者采访了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
记者：您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乡村治理问题，对于近年来农村地区的红白喜事及其发展变化，您有什么观察和思考？
吕德文：近年来，根据中央部署，各地各部门全面推行移风易俗，农村地区节俭办事的风气愈发浓厚，很多农民群众之间的人情债少了，人情味浓了。与此同时，仍有一些现象和问题值得关注。比如，在一些地方，农民群众操办红白喜事时，仪式上出现了变化，一些人会请来外来演出团队甚至有恶俗、低俗的表演，有伤风化。再如，一些地方的群众在办理丧事时，可能会出现一些出格甚至违法的事情，依然掺杂有一些迷信活动。
如果再仔细观察，各地的礼金也有不同特点。比如近些年来，在我国北方一些农村地区，彩礼增长得较为明显，男方家庭需要凑齐一大笔支出。在我国南方的一些农村地区，主要是平时的人情宴越来越多，人们随礼的频次越来越高，人情债让人不堪重负。
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与发展，有些村落里有经济实力的人操办红白喜事时排场特别大，档次特别高，导致本村的人都不敢随礼了，给少了显得不合适，多给点又没有经济实力。久而久之，容易出现被孤立、不合群的情况，不利于整个村落的和谐相处。
记者：近年来，社会上屡屡曝光天价彩礼、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新闻，背后有人情、面子的因素。请问，这些陈规陋习为何难扭转？
吕德文：以前，我国的农村地区天然地孕育着一种内在的社会治理机制，比如乡贤文化、村规民约，对农民群众有一种潜移默化的约束作用，操办红白喜事会有很多约定俗成的规矩和习俗。即便是农户自主设宴办事，也不敢太夸张太出格，不会对风土人情产生强烈的影响，否则就可能会引来全村人的舆论压力。
如今随着社会的转型发展，特别是“流动中国”、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农村地区内在治理机制的约束作用正在减弱。特别是对于一些常年在外务工的人员来说，他们与乡里乡亲的来往走动，往往是因为家里还有留守人员需要照顾。一旦人情附着上了“功利”，一些不正之风就容易滋生和蔓延。
另外，红白喜事以前是村里办，大家一起办，现在是自己办、交给市场办，这种市场化的运作机制也容易让一些农民群众产生攀比、排场的心理。特别是一些红白喜事的供应商、服务商有意识地营造市场竞争氛围，比如开发不同类型的鞭炮、制定不同档次的宴席套餐，甚至搞起“私人订制”，这也会对农民群众产生一种心理的刺激。
记者：如今，各地各部门正在全面推行移风易俗。对于如何进一步开展好这些工作，您有什么意见建议？
吕德文：移风易俗往往是一种不产生直接经济价值的工作，甚至有时候由于工作方式方法的不当，容易制造出新的矛盾，影响干群关系。与此同时，移风易俗又是一项必须要做的工作，对农村地区的健康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这首先是对地方领导干部的一个考验，是否真的下决心、下硬功夫把这件事做好。
其次，移风易俗要注意因地制宜，不能简单地“一刀切”“全覆盖”。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情况，究竟是随礼太频繁，还是酒席的档次太高，究竟是婚礼办得太高调，还是丧事办得太出格，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进而各个击破，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把合乎常理、群众没意见的也“一网打尽”了。
此外，移风易俗不是一个简单地依靠行政手段就能完成的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会结合群众的需求，找准发力点，顺势而为，打开局面。
最根本的是要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充分发挥村党组织的示范带头作用，充分发挥党员、乡贤、社会组织的力量，让移风易俗逐渐入脑入心，让节俭办事成为习惯，塑造新时代农村新风貌。比如，现在很多农村地区成立了红白理事会，这就是一个积极有益的探索。（版式设计：沈亦伶；本报记者 张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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