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 河南省沈丘县付井镇郭岗村的农户周前进正在察看自家大棚里的芹菜。
图② 重庆市石柱县兵哥辣椒专业合作社的社员正在加工今年收购的辣椒。
图③ 四川省雅江县日基村农家乐外景。日基村紧邻318国道，村里已有13位村民在扶贫贷款的帮助下将自家民居改造成“农家乐”。本报记者 张 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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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经济日报》记者赴河南、湖南、四川、重庆、青海等5省市调研金融支持精准扶贫情况。在采访中发现，各地的人民银行分支行等部门因地制宜进行了大力探索，综合运用各类相关政策工具，鼓励和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贫困群众的金融支持。
资金跟着贫困户走
什么是金融支持精准扶贫？首先对象要准，金融支持的对象主要指有生产经营能力，需要贷款的贫困户，而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则需要社保政策兜底；其次，也是最为关键的，金融机构的资金使用、贷款投向要精，不仅要有“真金白银”的支持，而且要投向真正能帮助贫困户持续增收的项目。
“以前种植面积小，只有五六个大棚，还是竹架棚，遇到下雨下雪就害怕，2008年一场大雪，把大棚全部压倒了。”在自己家的大棚前，河南省沈丘县付井镇郭岗村的农户周前进对记者说。
周前进种植蔬菜已经十多年，是村里的行家，他的菜一直不愁销。但过去由于规模小，家里只有2亩地，抗灾能力差，种菜的收入有限，平均每年纯收入只有2000多元。“现在有了银行的贷款，我们家的竹架蔬菜大棚全部换成了钢架大棚，即使刮风下雪，也不用愁。”
有了资金，周前进逐步利用流转土地扩大规模，建起了40个蔬菜大棚，1年收入达到十几万元。在他的带动下，最近几年村里有两三百亩粮田改为蔬菜大棚，目前已发展到三四百亩，人均纯收入从不到3000元增长到了7000多元。
所谓“一亩园，十亩田”。在一些土地较为稀缺的贫困地区，通过改变种养殖品种，改善设施，扩大规模，可以带来明显的增收脱贫效果。而在一些不适合搞种养殖，但有旅游资源的地区，比如毗邻亚丁景区的四川省稻城县仁村，村民们在贷款的支持下，将村里的藏式民居提档改造成高级农家乐，每户年均收入从温饱线提升至逾15万元。
但是，并不是所有贫困户的生产或经营项目都能直接获得贷款。金融支持精准扶贫，要求对贫困户的生产技能、项目前景进行精准识别。
重庆农商行黔江支行行长陈功说，在给贫困户个人贷款之前，除了要通过口碑考察他的信用程度，更重要的是看贫困户的经营思路。如果他想要生产的产品销路不畅，我们就会劝他改进，否则，其风险性会很大。比如说，一个养猪项目，贫困户自己投入3万元，贷款7万元，如果失败了，对机构来说，是一笔不良贷款，但对于一个贫困家庭来说，这可能就是一场灾难。
在青海、湖南等地，金融机构在给贫困户确定授信额度之前，劳动技能和项目前景也都是需要重点考察的因素。
根据湖南省农村信用社的标准，贫困农户获得授信的前提包括具有劳动能力，以及参与产业扶贫开发或自主选择较好的小型生产经营项目；而在青海省的贫困户信用评级办法中，家庭劳动技能的多寡对授信额度大小有着重要影响。人民银行西宁中支行行长林建华认为，在为贫困户评级授信时，考察的重点，是诚信度、未来的发展意愿和发展思路。
在对技能和前景等因素进行精准识别，认定贫困户可以独立主导一个生产经营项目之后，目前已有很多金融机构尝试进行方式灵活的扶贫贷款。在四川、青海等地的贫困地区，5万元或者10万元以下的小额扶贫贷款，采用信用贷款方式发放；在重庆的一些区县，林权等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已经开始试点。
贫困户跟着能人走
那么，在生产技能、经营思路、市场渠道等方面有欠缺的贫困户怎么办？那就需要“资金跟着贫困户走、贫困户跟着能人走”。
杨春祥是青海省互助县松多乡马营村的村民，他因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而干不了重活儿，也无法外出打工。杨春祥告诉记者，他家里有六七亩田，但高海拔山区的农田产量低，过去种的小麦和土豆只够口粮。今年，他从当地农信社贷款5万元，向合作社购买了800多只葱花鸡鸡苗，按目前的饲养成本和收购价格，预计可增收20000元。
互助县松多乡葱花土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昝行建告诉记者，合作社向村里贫困户提供幼鸡、饲料和养殖技术，并以每只100元的价格收购成鸡，今年，由合作社帮扶的22户贫困户人均可增加纯收入600元。根据吸纳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情况，现在青海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特色优势企业可分别获得200万元以内和500万元以内的贷款。
由金融机构提供资金，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或农业企业提供技术，带动贫困户进行生产经营，形成持续的增收，在记者调研的5省市以及全国范围内，都是使用较为广泛的一种金融支持精准扶贫模式。实践中，有的地方向贫困户和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均提供贷款，有的地方则只向企业提供贷款，由企业为贫困户垫付生产资料费用。
陈一贵老人今年71岁，是重庆市黔江区石家镇马脑顶村村民。他家地处深山，交通不便，他和老伴过去种玉米和豆子，但收入只有几千元。近几年，他俩改种青蒿。“种青蒿不累人。种子免费，肥料钱由公司、合作社先垫付，还给技术指导，长成了，还有人到地里直接收购运走。现在买什么都有钱了。”陈一贵告诉记者，现在他家年纯收入有近2万元。科瑞南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霍艳丽说，近几年，该公司以“公司+基地或专业合作社+农户+技术服务”的种植基地模式发展青蒿种植，将累计获得的5.1亿元贷款用于为农户提供种源、肥料以及青蒿收购，截至2014年末，黔江区青蒿种植农户达6000户，全国达17000余户，平均每户可增收5000余元。
这种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合作生产的过程中，有潜力的贫困户也有机会获取更多技能和信息，逐渐“孵化”成为“能人”。昝行建说，过去他的两名社员现在都已另立门户，在村里开了另一家葱花鸡合作社。在四川省稻城县香格里拉镇，已有一两百名当地人从日松贡布酒店服务员的岗位走出，成为当地旅馆和农家乐的管理人员。
精准扶贫跟着政策走
无论是直接贷款给贫困户发展生产经营，还是贷款给“能人”和企业，带动贫困户脱贫，投放贷款的主体都是银行类金融机构。这也是金融扶贫一般都会选定“主办银行”的原因，只有在贫困地区有相当数量的分支机构、有业务人员，银行大量投放扶贫贷款才有可能。
目前央行支持金融精准扶贫有很多政策工具，从再贷款、再贴现，到差别准备金、合意贷款规模……财政、扶贫等部门也有很多扶贫政策和资金，但在一些地方，对贫困户的金融支持依然不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策尚未完全形成合力，在成本高、风险大、收益有限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拓展金融扶贫业务动力不足。
在重庆市石柱县，当地整合500万元各类扶贫资金，以担保基金的形式存放于石柱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封闭运行，由后者按照不超过担保资金总额1∶10的比例放大支农贷款的投放额度。
人民银行丰都支行行长熊毅认为，该模式放大了信贷投放倍数，和单纯的财政扶贫相比，得到支持的贫困户数量往往会增加数倍，提高了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担保基金还可以分担银行风险，一旦出现信贷风险，按照担保基金和村镇银行各占50%的比例分担，且先行从封闭的基金账户中扣除。在四川、青海等地，也有此类风险担保基金。2015年，青海省风险担保资金达到4.5亿元，按照比例，可撬动22.5亿元扶贫贷款发放。目前，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正在推动建立初始规模1亿元的涉农信贷风险补偿金。
在一些地方，还在精准扶贫贷款中引入了保险，由商业保险业务覆盖贫困户的人身意外风险，由政策性保险业务覆盖农业生产经营风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分担和分散银行的经营风险。
为了降低精准扶贫贷款的资金成本，人民银行各地分支行还为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的支农再贷款，目前贫困地区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支农再贷款一年期利率为1.75％，同时限制贷款利率上浮幅度，最高不能超过3个百分点，以降低贫困户融资成本。熊毅表示，像村镇银行这样主要业务范围在县域的机构，有较强的拓展业务的意愿，在扶贫贷款业务上，可能是保本微利的，但人民银行可以通过定向降准和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公式相关参数设置，增加其可贷资金，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增加其拓展其他信贷业务空间，用这种办法，可以提高金融机构金融扶贫积极性。石柱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行长张晓川表示，目前该行以央行支农再贷款发放的扶贫贷款，没有逾期和不良出现，利润率低于1％。（经济日报记者 张忱）
（责任编辑：石兰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