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推动深圳发展的动力来源之一就是市场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事实上，当改革进入2.0时代，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依然是深圳市场化改革中面临的繁重任务。
深圳改革下一步怎么走？为此，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专家认为，在市场配置资源方面，深圳的优势非常突出，而此时深圳“无论是企业型政府还是政府型企业的改革任务都仍然繁重”，不过深圳仍然是最有可能走到改革前面的地区，专家认为，“深圳靠改革起家，骨子里有改革的基因，今年深圳也非常强调创新”。而在改革对策方面，专家也表示，深圳毗邻香港，市场化方面的深港衔接将非常重要。
现状
市场化配置资源优势突出
“在市场配置资源方面，深圳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综合开发设计院（深圳）旅游与地产中心主任宋丁表示，深圳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贡献，就是成功地启动、运营、推进和完善市场化机制，其大社会小政府、大市场小政府的格局是明显的。“从全国来看，即便是上海，由于其政府力量很强，又受中央政府的影响很大，市场发育也没有深圳这么成熟”。
宋丁解释道，深圳的优势在于，推进市场化过程当中，完全是利用市场的力量，让市场按照自身规律运作调控供需关系。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并非放手不管，而是围绕供需关系做调节。比如，供不应求时说明需求少，政府就要采取促进和加大需求的政策；供过于求时，则要调控收缩不合理供应，减少过剩的产能。“政府外围保障的服务性作用体现得很明显”。
如今，当人们提起深圳，总会想到中兴、华为、腾讯、万科、招商、平安等品牌企业，其在各个领域里都处于顶级状态。“这些企业的发展，并非光靠政策扶持上来的，而是充分利用了深圳市场化的机制来配置各个领域的资源。”宋丁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到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应该聚焦深圳这个样本。
腾讯如今已成为深圳乃至中国的标签，它的发展历程离不开政府和市场的良性作用。宋丁表示，腾讯建立之初就拥有强大的技术、市场潜在的消费需求，表明其供应的端点很强，其技术产量高，生产前景好，但需要一个交易平台，否则就只能“借钱滚钱”。
在宋丁看来，在腾讯科技仍在孵化期这个比较脆弱的阶段时，政府的作用非常明显。比如，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和科技政策的方向，给了腾讯很好的技术保证和人才引进的支撑。而在发展阶段，深圳的高交会则给腾讯带来了市场交易的平台。
在此基础上，腾讯巧妙地综合国内外的需求，让科技转化率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在其后的发展中，腾讯的高端科技迎合了市场的需求，极大地发挥了市场的动能。
华大基因也同样如此。2007年时它已在北京孵化了几十年，但发展仍受制于传统体制。此后，100多人的团队毅然决然地南下深圳，随后的发展如鱼得水。宋丁表示，深圳市政府对华大基因的诉求和基本困难进行深入了解后，专门给地给政策，将其孵化成国内顶级的生物科技团队，此后就迅速进入膨胀式的发展阶段，并进入国际视野中。
困境
服务型政府转型任务繁重
“在此前的改革1.0时代，深圳一直是排头兵，追求效率，兼顾公平，效率优先是改革最重要的目标”。丁力认为，如今深圳已进入改革2.0时代，改革的内涵也有相应变化，除了继续追求效率外，也要追求公平，效率和公平同等重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那么，深圳在建立现代市场体系方面，面临哪些问题？“从理论上讲，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在市场化方面应该是做得最好的，但深圳面临的阻力也很大。”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教授丁力认为，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就要退出来，这就遇到了政府和市场以谁为主打的问题。
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已明确提出应该以市场作为主导，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丁力认为，深圳面临的重要问题在于，政府应该怎么转型，“现在政府管得太多了，要尽量少干预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改革的难度和挑战依然很大”。
事实上，在目前的情况下，不仅仅是深圳市政府，几乎所有政府都面临着调整。丁力认为，特别是在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下，政府有太多利益纠缠其中，并不是单纯地简化审批制度这种模式就能解决问题，而要从体制机制上好好琢磨。
“我们的政府应该是服务型政府，但现在感觉更像企业型政府，因为政府有盈利目标，有资源、平台，也有利益。”丁力认为，真正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首先要在政府上“动刀子”，去掉政府逐利的动机，因为“政府逐利，企业就无法逐利，企业就不能成为市场利益主体，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就发挥不出来”。
丁力认为，除了企业型政府，还有政府型企业要进行改革。他解释说，所谓政府型企业，就是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拥有公权力，并非靠产品质量来参与市场竞争，而是通过政府赋予的垄断权力来竞争和盈利。
“企业型政府和政府型企业，到底应该怎么改？”丁力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政府的权力和企业盈利分开，如果企业总是用权力进行盈利，就不会琢磨其他的渠道进行发展。
丁力认为，对从国有企业管理应该转变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政府不应该对企业的管理承担责任，而应该对企业的资产承担责任，以后应该更多地考虑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而让国有企业经营者自己承担责任”。
对于深圳而言，无论是企业型政府还是政府型企业的改革任务仍然繁重。“这两件事情是深圳当务之急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把这两件事解决，深圳的发展大有空间。现在最大的阻力就是利益纠缠。”
丁力坦言，深圳仍然是最有可能走到前面的地区，因为其改革的条件最充分。“深圳靠改革起家，骨子里有改革的基因，今年深圳也非常强调创新”。此外，深圳毗邻港澳也是很大优势，港澳有很多可以借鉴甚至“照抄照搬”的地方，“这些优势是潜在的”。
对策
深圳市场化改革要着眼于世界
在未来的发展中，深圳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宋丁认为，从整体上看，深圳还面临着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市场化的问题。“毕竟，从目前来讲，由于国家政策的限制，市场化仍不能尽兴”。对于深圳而言，则需要在新的平台上获得国家的政策扶持。
“比如土地制度的变革，这方面是否有更多的政策？”宋丁表示，深圳目前土地资源紧缺，若要继续发展，还面临怎样盘活存量土地的问题。深圳目前已经在探索城市更新，但土地制度的变革则还“犹抱琵琶半遮面”，还有违法小产权房的处置如何通过市场化来解决等问题。“应该给深圳更多的空间，让市场来消化解决，激活存量土地、存量物业和存量资本，通过市场化的整合得到新的发展，深圳可以作为试验田”。
深圳毗邻香港，市场化方面的深港衔接也非常重要。“比如前海就应该获得不低于上海保税区的政策支持”。宋丁表示，前海一方面要着眼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另一方面又要通过深港衔接，整合双方在前海的合作，在更高的平台上找到产业合作的空间和经验。通过深港融合，营造更多国家综合服务的平台。“没有政策的突破，市场化不可能做得很好，不能单纯放任市场自理而不让政府管，政府应该是服务和游戏规则监管的角色”。
“目前，深圳的市场化更多的是着眼于国内整体改革的需要，下一步则要着眼于开放的需要，要拿到国际竞争平台上进行检验。”宋丁认为，前海就正在做这个实验，通过导入香港的高端服务业，营造更加开放的国际竞争环境。“所以仍要经受更大的国际化的检验”。
南方日报记者 昌道励见习记者 胡明
（责任编辑：袁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