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以下简称“动批”)等可能外迁至河北的消息持续引发舆论争关注。专家指出，在北京以批发市场外迁而进行的城市“瘦身”计划中，需做到决策透明公开，一纸“搬迁令”发出之前，要充分评估所带来的社会成本。
“动批”搬家传言引发的争议
拥挤的服装摊铺、“拿货”的各地客商、嘈杂的讨价还价……23日一早，位于北京动物园附近的“动批”在热闹中迎来新的一天。连日来，这一“北京地标”因为一则“或将搬家”的消息持续引发媒体关注。
近日，有媒体曝出，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因为规划的调整，可能将迁往河北。一起搬家的，还有雅宝路、大红门等多家批发市场。消息一出，立即引发舆论关注。
“如果迁到河北，我只能放弃自己的生意。”忙碌的间隙，在“动批”做了十多年服装生意的程女士向中新网记者透露出自己对于未来的担忧，“近些年，服装批发生意本来就不好，搬迁走，十几年的‘动批’牌子就等于没了，生意肯定更差。”
在记者走访的十余家商户中，大部分商户表示只是通过新闻报道了解到“或将搬家”的消息，并未接到来自管理方的任何通知，不少商户和顾客更是质疑这个消息的可信度。“搬家的消息都传了好多年了，至今也没见动静。”一位商户向记者表示。
“动批”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如今“动批”的概念包含着近10个服装批发市场，营业面积30万平方米，服装批发摊位约1.3万个。
与“动批”类似，大红门、天意、万通等等，这些京城四处发展庞大起来的批发交易市场，在声名远扬的同时，也因为外来人口过度集聚、交通拥堵、治安难题等“批发商圈乱象”引发争议。近年来，围绕北京批发市场外迁的消息不断传出，社会上针对“搬家利弊”的讨论也一直存在。
“早就该搬，对于治理局地交通拥堵会立竿见影”、“不能指望搬走几个批发市场来控制外来人口”、“便民便宜的批发市场都搬走给市民带来不便”……针对“动批”等批发市场再度传出搬迁消息，网友也是态度复杂，支持者和反对者均各有论据。
酝酿多年的搬迁计划
其实，北京一些批发市场的搬家之路早已在政府层面的规划之中。有媒体统计，早在1997年，北京市就曾提出要将蔬菜批发市场搬出三环。此后，每年的《北京市流通业发展分类指导目录》都提出了限制新建大型批零企业、鼓励企业到郊区发展等条款。
记者查阅《北京市流通业发展分类指导目录(2007年)》，其中就要求，北京城市核心区内的商品批发市场将向四环外迁移。而据媒体报道，近期即将启动的2013年《北京市流通业发展分类指导目录》修订工作，或将要求将一些商品批发市场迁至远郊区县甚至河北省。
除了政策层面的规划设计，批发市场的搬家亦已有“先头部队”。目前，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已经部分转移到河北涿州，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自2009年开始，已经有部分企业和商户前往河北廊坊永清台湾工业新城内的浙商新城。
对于“动批”未来，虽然搬家的传言早已有之，但是据《北京晨报》今年1月24日报道，今年北京市“两会”期间，北京西城区委书记王宁透露，西城区正在针对动物园周边的低端业态调整进行论证，“思路是整合现有的市场，使其更加精品化，并控制规模数量，不再新建，但也不会搬迁、消失。”
今年9月底，北京市副市长陈刚在一份题为《关于“加强城市规划管理，标本兼治缓解交通拥堵”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中提出，“近期重点启动中心城小商品交易市场整治和外迁工作。”
在12月22日开幕的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上，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在谈到2014年的重点任务时，他将“着力破解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坚决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列在首位。王安顺特别指出，“对一些服装市场、小商品市场、建材市场等聚集人口过多的业态，要加大从中心区调整退出力度”。
北京市官员的上述言论，让京城批发市场外迁的话题再度热起，而在舆论分析中，疏解人口压力则是“外迁”的主要目的之一。
“移业控人”需警惕社会风险
从政府层面的规划和表述中，北京城区的批发市场外迁似乎已是这座庞大城市为了“瘦身”的必然选择。
在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看来，北京将批发市场外迁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进行“移业控人”的人口调控方式。“但是，利用行政手段进行调整，短期会有一定的效果，但长期效果则有待观察。”
陆杰华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些批发市场在一个地方存在多年，并得到发展，即代表一定的合理性和客观性，如果完全依靠强硬的行政手段去疏解人口，短期上来看人数减少了，但是长期效果很难乐观。
“政府应该制定规划、市场来决定岗位、个人来决定去留。” 陆杰华说，在人口调控中，厘清政府、市场、社会、法律等方面的职能和关系非常重要，政府方面需要做的是确定城市功能定位，如果没有准确功能定位，而简单去纾解人口，将难见实效。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与社会建设研究室主任钟君也持同样观点。他向中新网记者分析，自己赞成北京市政府通过外迁低端产业而调整城市功能布局的做法，但是产业的聚集是市场的选择，是商户和顾客“用脚投票”的结果。
“把这个地方拆了，在周围会不会形成新的聚集，造成新的拥堵，有些外来商户已经在北京落地生根，‘动批’搬走，他们也不见得会跟着走。政府应通过加强城市功能区的顶层设计，在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加强社会治理之间寻求动态平衡。”钟君说。
正如专家分析，涉及众多外来人口的批发市场外迁又谈何容易。以“动批”为例，根据《京华时报》今年5月的报道，一份2010年对“动批”地区的商品交易市场专项调查显示，“动批”摊位租赁年限一般为20年，大部分是近年才签订的租赁合同。在接受调查的商户和顾客中，不愿意市场外迁的比例均在40%左右。
“任何一个批发商圈往往都连带着物流、餐饮、交通等诸多相关产业，行政手段的一纸‘搬家令’在发出之前，必须充分评估其政策风险和社会成本，避免外迁后，迁出地产业消逝，迁入地又移植不活。要避免大批商户利益受损后诱发的风险。”
钟君表示，任何一项改革都需要利益相关方参与决策，如果没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改革是很难推进的。在“动批”是否将搬迁的决策中，无论是为了调整城市功能还是为了控制外来人口，都一定要充分听取业主意见，决策要科学、要透明、要尊重他们的话语权。(完)
（责任编辑：袁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