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超生事件”引发网民广泛质疑。记者深入调查发现，张艺谋超生绝非个案，其背后隐藏着“医院分娩记录报告制度是否完善”“非传统单位人员超生是否难查”以及“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是否考虑当前收入差距现状”这三大疑问。
多次无证超生为何“畅通无阻”？
陈婷告诉记者，她产前在北京一家外资医院做孕检，而后去北京一家公立医院的国际医疗部生产。“这两家医院并没有让我出具准生证 (计划生育服务证)。”
国家卫计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告诉记者，没有准生证就住院生育且不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情况确实非常普遍。“遇到无准生证入院分娩的情况，医院没有向计生部门实时报告的义务，更没有相应罚则，计生部门也不太可能实时监控每家医院的分娩情况，这直接导致全国每年开具的出生医学证明数量可能比实际出生人口少约200万。”
非传统单位人员超生为啥难查？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几乎所有的条例都强调，对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违反规定生育的，要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纪律处分、经济处分。
然而，作为家庭主妇的居家女性，陈婷不用去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上班，自然很难受到相关制度的制约。翟振武认为，类似于陈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流动人口、失业人员、回国人员等人群成为人口管理的老大难”。
一位计划生育干部告诉记者：“社会环境变化太快，我们不是不想管，实在是太难管。像陈婷这样住在别墅区的，平时大门不迈、二门不出，也没人举报，我们怎么能知道她有没有超生？即便怀疑，又能有什么方式去查？”
社会抚养费征缴为何不设上限？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制定于2002年，当时的收入差距没现在这么大，也未设定征收上限。”北京法大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李维说。
翟振武在调研中也发现，一方面在农村地区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到位率仅约20%，另一方面在城乡间及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社会抚养费征收额差异过大，有可能引发受众对社会抚养费计算标准过高的质疑。因此，各地应明确征收上限。
（责任编辑：袁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