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7时,当张守国乘坐公交车前往自己的单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上班时,眼前的道路已经开始鼎沸,尽管北京当前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540多万辆,但这当中并没有属于他的一辆。
根据《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要求,2017年年底,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控制在600万辆以内。而有关人士估算,这意味着每月新增小客车摇号指标将大幅减少。
当所有的信息都对购车者不利时,最新修订的《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却给了像张守国这些渴盼有车的人一个新期待。
北京市高院称“细则正在制定中”
新修订的《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已于1月1日起施行。第三十三条表述,因本市法院司法拍卖本市号牌小客车发生所有权转移的,竞买人须符合小客车配置指标申请条件,竞拍成功后买受人持市高级人民法院和指标管理机构共同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转移登记手续。原车辆所有人不能因此获得更新指标。
而根据规定“住所地在本市的个人,名下没有本市登记的小客车,持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可以申请指标。”因此,当新的实施细则出台后,很多媒体报道,今后购买法院拍卖车无须指标即可竞拍,通俗地讲,只要具备条件,不用摇号就能参加竞拍。
对于这样的理解,作为大兴法院执行三庭庭长的张守国在第一时间向媒体进行了解读,他说,2012年年初施行的实施细则,要求购买法院委托拍卖车辆的人,也必须拥有购车指标。而此次,竞买人只需要符合小客车配置指标申请条件就行了。
尽管新细则为很多想买车却没有摇到号的人撕开了一个口子,但法院层面并没有立即组织拍卖。“现在市高级法院没有出细则,到底是我们拍还是高院统一处理还没有明确说法”,张守国说。因此,各个区县的法院还在等待着市高院细则的公布。
2008年拿到驾照的张守国从女儿1岁时开始摇号,摇了27次都没有摇上。今年,她的女儿已经4岁了,现如今他们一家外出的话,需要乘坐拥挤的地铁4号线从枣园站出发前往目的地。因此,张守国渴望买辆速腾车在节假日时带着家人出门。
与其他渴望买车的同事相比,张守国还算幸运。他住的地方离单位较近,步行20分钟,坐公交车十几分钟就能到。“单位很多同事住得离单位很远,他们对于车的期盼程度要比我强烈得多。”
张守国说,购买法院拍卖的车辆需不需要摇号的标准,反复了好几次,2010年12月24日,北京执行购车摇号政策时,当时规定“因法院判决、裁定及个人因婚姻、继承发生财产转移的已注册登记的小客车不适用本细则”,也就是说,车辆所有权转移,不需要购车指标。因此,“在2011年一年时间里,很多中介利用虚假诉讼规避摇号,通过法院途径来进行车辆买卖”。
为了规避此类现象,2012年修订的《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规定,因法院判决、裁定、调解发生小客车所有权转移,申请在本市办理小客车转移登记或由外省(区、市)转入本市时,现机动车所有人需提交已取得的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证明文件。
这给法院带来的影响是,从2012年至今,法院委托拍卖的车辆流拍率大幅提高。张守国说,此前参与竞拍的人基本都是为了规避摇号。规定修订后,很多人不具备竞拍资格了,而那些好不容易才摇上号的人都想买新车,谁也不愿意买旧车,所以法院的车不容易拍卖掉。
而新修订的实施细则等于又回到了2010年,只要够条件,不需要摇上号也能参加法院竞拍。那么,法院制定的拍卖细则何时才能够出台?中国青年报记者致电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相关工作人员说,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不方便接受采访,只能答复记者“细则正在制定中”。
限购政策前的北京公车改革
在2010年12月24日北京执行汽车限购令的前一天,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周正宇在“北京交通改善措施”新闻发布会上就已表示,实行小客车保有量增量的调控,缓解小客车增长较快的势头。
周正宇说,“十二五”期间本市各级党政机关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不再增加公务用车指标,并严格公务车使用管理。
可以说,彼时政府层面已经意识到,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如果要控制小汽车数量,缓解交通压力,除了对民众的购车行为实行限购外,政府机关以及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小汽车数量也应当一并纳入管控范畴。
但是,北京公车改革信息仍很少见诸报端。据公开资料查询,北京市范围内最近的一次公车改革是限购令出台之前的2005年。
当时,北京市平谷区夏各庄镇政府以“自发”的方式进行了一次公车改革。除了保留书记、镇长的专车和两辆用于消防、抢险的面包车外,镇政府的6辆公车面向社会拍卖。在那次拍卖会上,单辆车最高卖了15万元,总共卖了50余万元。
当记者来到夏各庄镇政府想要采访当年的公车改革时,被告知,由于新书记刚上任不久,对公车改革的情况还不了解。平谷区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夏各庄是平谷区唯一一个公车改革的乡镇,目前也一直在坚持公车改革,只有书记和镇长有专车,其他工作人员开私家车,每个月拿不同数额的车补。
对于夏各庄2005年的那次车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认为,这种自发的改革并不彻底,很容易出现反复,他认为,理想的公车改革应自上而下地进行。
事实也如此,比夏各庄更早进行公车改革的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在2001年就进行了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当时有31辆车被拍卖处理。10多年后,西红门镇也是大兴区唯一进行过车改的乡镇。
对于北京市零星的车改尝试,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北京车改的试点都选择在基层,级别较高的部门都没有涉及。
2003年5月20日,叶青当上了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属于副厅级官员,当时,与他一同担任副局长的五六人都坐上了固定的“天籁”轿车,但他辞退了司机,开起了私家车。“2003年买了一辆黑色的小切诺基,2007年换了一辆奔腾,2009年的时候把奔腾给了爱人,自己又换了一辆新切诺基。”
为此,单位在2003年时给叶青的车补是每月500元,2007年的时候1000元,去年涨到1200元。
而据媒体报道,2005年夏各庄车补的金额分别是,副处级干部的车贴标准定为1500元/月,科长800元/月,主任科员500元/月,一般科员为300元/月。
夏各庄一位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说,现在的补贴比过去多了,她举例,2012年当地一套70万元的房子现在已经涨到120万元,“物价涨了,车补也提了。”
“这也是很多地方不愿意搞车改的原因,担心拿的补贴过多而受到社会批评,就不愿意进行车改。”任建明告诉记者。
参与过一些地方公车改革的任建明分析,当前进行公车改革的地方一般有两方面考虑,一是有些地方财政状况不好,公车是个财政负担,他们自己要车改,夏各庄就属于这种,他印象深刻的还有安徽铜陵。“2010的时候,铜陵换了一茬领导,财政拿不出那么多钱给新领导换新车,干脆就进行了车改。”一种是财政状况很好,自己愿意主动去改的,“比如山东威海和浙江杭州”。但不管主动车改还是被动车改,很多地方的车改只改中层领导或者中层以下的,书记、市长都没有涉及。
公车能否集中起来,统一调度
很显然,公车改革势在必行。去年年底发布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改革公务用车实物配给方式,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取消的一般公务用车,采取公开招标、拍卖等方式公开处置。
然而,卡在北京市面前的问题是,新修订的《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并没有放松对北京市民购车的要求。北京市民购车仍然需要先在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填写申请表,等申请通过后,才能参加摇号。摇上号后才能拿着购车指标购车。
不仅购买新车需要指标,购买二手车也同样需要购车指标。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在限购政策出台后摇了半年号才买上车,一直以为“二手车本身就有牌照,不用摇号”的他想再买辆车,可咨询过车管所后才得知,即使在北京买二手车也需要具备购车指标,说白了,也要参加摇号。
“《条例》出来就要执行,各个地方进展不一样,但要在2015年完成”,叶青谈到,湖北省已经根据《条例》出台了本省的实施办法。但北京与其他城市不同,首先北京有大量的公车,2011年北京市财政局公布北京市的公车达到了62026辆,而北京的国家机关、各个部委、事业单位、央企所占有的公车数量更加庞大,这些单位也需要依据《条例》进行车改。
根据《条例》,公务用车要以公开拍卖的方式处置。“问题就出来了,一旦政府机关取消公务用车,大量的公车如何处置呢”,任建明担忧,如果说只有具备购车指标的才能参加政府公车竞拍的话,北京具备购车指标的人很少,无法消化掉大量公车。
“限购政策出台后,即使公家想拍卖车,但过不了户,整个公车拍卖市场会受到限制。”庄德水说,如果把公车连号一起卖掉,其实在总量上没有增加,也不会产生增量。
任建明认为,政府管制导致牌照成为稀缺资源,那么,“就应当适时地修改此前的规定,允许具备购车条件的人参加政府公车拍卖。”
“如果是公车拍卖,应当出台一个特殊的政策,购买公车可以过户,因为公车只是存量车,不是增量车,应该在这块开一个口子,而且要限定时间,比如一年就要卖出去。”叶青告诉记者。
他认为,在上海是允许拍卖牌照的,北京可以效仿上海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买新车的继续参加摇号,因为这部分是增量车,要继续实施管控。另一方面是针对竞拍公车的,可以放松条件,比如说,只要具备购车条件,就可以参加竞拍,因为竞拍只涉及存量车,不会再增加新牌照的发放。
“给办理过户手续,鼓励大家买存量车。纪委、发改委、财政等政府部门要研究方案跟配套措施,存量车拍卖以后,车牌随车走,这也符合北京市大的调控政策。”任建明说。
在庄德水看来,也可以用社会服务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公车改革是为了节约行政成本。“其实这些车可以统一管理起来,不一定非得拍卖,因为公车属于国有资产,可以由一个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来统一管理,统一调度,谁用车的话由公司来派送。”
他说,公车改革后,政府在用车的时候要向租车公司去租车,因为公车变成“出租车”,去哪,用多久,都要事先报备给公司,减少了公车的使用频率和公车私用情况。为了便于社会监督,取消的公车可以像出租车一样做一个明显的标志,由租车公司来经营管理。“这也是一个折中的办法。”
在官方层面,去年12月,在参加央视《中国政策论坛》节目时,北京市副市长张工表示,北京市在汽车总量调控方面,无论是分时分区域性提高收费,还是分区域差别化停车收费,最终都是希望适度地分时段分区域地提高部分用车的成本,降低全社会用车的强度。至于今后车辆牌照的发放,到底是继续摇号,还是摇号加上拍卖,现在政府和专家正在会商研究,相信明年上半年这些政策都会向社会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