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推动改革的艰难、迟滞不前,到现在的部分地方启动试点,无论是发放高额车补,还是公车贱价拍卖,都会引发一些质疑
2014年初,五粮液集团落下国有企业公车拍卖的“第一槌”;沈阳市大东区首批拍卖121辆公车;一些地方公车司机开始辞职改行……一些地方公车改革迟滞不前的情况正在好转。不过,新一轮治理中又面临新的问题,国有资产如何卖得合理,改革程序不够公开、拍卖流程不够完善,个别地方的“应付式改革”亟待纠偏补漏。
一直以来,公车改革都是公众舆论高度关注的焦点。从一开始推动改革的艰难、迟滞不前,到现在部分地方启动试点,无论是发放高额车补,还是公车贱价拍卖,都会引发一些质疑。
那么,以改革之名推进的公车治理,为何总是会遭遇质疑,甚至被公众认为是公车问题的“次生灾害”呢?
首先,这些年来,在公车管理上由来已久的缺乏公开透明问题,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加难觅真相。以保有量为例,民众很难知道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乃至国企真正的公车数据。舆论呼吁了多年的“三公”经费公开,也缺乏实质性的进展,很多单位部门要么闭口不谈,要么只是公布一个笼统的数目,真实情形永远在沉默之中。
今年年初,五粮液集团启动公车拍卖程序,且不论其程序是不是合理,信息披露是不是充分,仅就其拍卖的公车数量、车型而言,已经足够让人惊讶。一次即拍卖343辆,而且还有两辆豪华悍马,这样的浪费确实惊人。而沈阳市大东区开拍的首批公车,也不乏起拍价达68万元的进口豪华越野车。窥斑见豹,难免公众产生遐想,原来公车上的浪费居然有这样严重。而如果公众只能从拍卖会上去猜测、想象政府的公车浪费,不免悲哀。
其次,即便是在具体的改革制度设定上,时下已经进行的公车改革也难尽如人意。以拍卖而言,存在类似问题,比如,内部人员廉价获取淘汰公车;起拍程序不对社会公开、有暗箱操作嫌疑;车辆相关信息不透明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公车改革的成果,甚至还被认为是变相贱卖公共资源。
还有,一些地方推行的车补政策也屡遭质疑,用于官员身上的过高补贴,也有变相增加干部福利的嫌疑。比如,温州车改正县实职每月最高补贴3100元,杭州市正局职位车补每月2600元,宁波市正局职位每月补3000元,广州市天河区正局职位每月2800元……人们质疑,这些级别的官员会不会一方面继续使用公车,另一方面却享受高额车补?
凡此种种,尽管有论者坚持认为,改革总比不改革为好,凡事不能过于苛求。但是,任何动机良好的改革都应该有必要的过程控制,不能放任自流,更不能以改革之名,行利己之实。公车治理中出现的问题,已经影响了民众的信任,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若是听任新一轮车改沦为自娱自乐的游戏,民众又怎么可能为这样的改革喝彩?
改革公车,根本上是在褫夺官员的现实以及预期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公车改革即是一种“自改革”,非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不可能取得寸进,更不能真正取信于民,长远看,公车改革也不可能无限期地拖下去了。因此,当此之际,应该周密谋划部署,并问计于民,切实搞好这项工作,不能走偏。
具体而言,在公车治理的问题上,彻底的公开是关键。不仅要规范拍卖程序,征询民众对于车改方案的意见,让具体的改革措施曝光在阳光之下,接受民众质询、监督,还要从本源上搞好公开,将单位部门的公车保有量、车型、经费使用等信息,向社会公开。唯有彻底的公开,才能产生有效的监督,也才能真正实现公平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