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往前数三年,曾经有一套像模像样的丛书,名为《逃离北上广》。书又细分为三册,《北京太势利》、《上海太昂贵》和《广州太竞争》。不知这样的结论你是否赞同,但一线大城市生活成本高、就业难度大、竞争压力强,却着实让不少年轻人心生“逃离”。
老百姓1:我对北上广印象不是太好,就业空间不是很大,空气不是很好;
老百姓2:以前跟我老公也在北京的金融部门工作,压力太大了,我俩一起回来了,工作也不难找,压力也没那么大,很轻松。
在一张鸡蛋灌饼也要4、5块钱的大城市,买房要限购、买车要摇号、户口不好拿,医院不好进。国际人力资源咨询机构ECA去年底发布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名,北上广分列第15、18和38位。甚至有项统计,在大城市养个孩子,生育成本在200万以上!
不过,一部人的“逃离”并没有成功,他们最终还是回来了。而大城市的“人口控制”也没有明显的效果。按照北京市的总体规划,2020年控制人口目标数是1800万,但去年这个数字已经到了2100万。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和这生活质量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市长王安顺深有体会。
王安顺:过去十年,西城区输出20多万,回头一看进来30多万。因为人来了,服务保障跟不上,不能解决就业和居住的问题,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尽管这些人在城市,但就像生活在孤岛中一样,身份尴尬、情感漂泊,没有融入城市。
今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里首度坦言,“北京积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城市病’”。而上海市长杨雄则首次将控制人口规模写入市政府工作报告。广州、深圳也提出类似的说法。又是政府严控,又是百姓“逃离”,这大城市为何还是“人满为患”的问题呢?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卫计委科研所所长马旭对此给出了回答。
马旭:还是产业布局和服务业布局的问题,北京市的布局太集中了,主要就在城六区,主要的人口压力,包括生孩子也集中在城六区,这个压力很大。北京的余地不大。
人口的问题,在于产业过于集中,也就是说,城市的主要功能过度聚焦,资源都在那儿,谁愿意走呢?还是以北京为例,73%的就业、90%的优质医疗和教育资源,都在中心城区,而80%的机动车和70%的小客车出行也都集中在六环路以内。全国政协委员、北大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就向记者说起大医院的烦恼。
刘玉村:人们都选择优质的资源,都扎堆,每家医院都有产科,其他医院他都不去啊,都奔我这大医院。我不可能关了其他病房,说咱们现在只收生孩子的。目前我们已经应接不暇,已经安排不下。
在北京团开放日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就曾举例,首都核心区东城和西城,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有12个批发市场,特别是“动批”,也就是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由9个分市场组成,1万多个摊位,它不是主要服务首都城市功能的,需要外迁。
李士祥:就是不是首都的核心功能,一定要疏解。特别是有一些高污染、高耗能、聚人多,这样的产业要坚决退出。
要退出和转移部分产业,转移的转到哪儿呢?首都经济圈,也被称为“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正是这药方。北京、天津、河北,从前是“自家一亩三分地”,如今是要“一加二大于三”:产业协调、治污联动。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工信厅厅长王昌告诉记者,先产业分工,再人口转移。
王昌:北京不再适合发展普通意义上的制造业,留下高端的就可以。河北周边,张家口、承德、保定、廊坊靠近北京这些县,也不应该发展一般意义上的工业了。河北有腹地,有产业基础,大量做生产,这样分工就能实现互补。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提出了7点要求,第一点就是“着力加强顶层设计”,有媒体报道,首都经济圈规划将会在今年出台。
全国政协委员孙太利:一定要打破界限。像长三角珠三角早就打破了,打破了之后大家都发展起来了。资源共享,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
“城市病”的药方,是跳出大城市看大城市。当产业集中,就业就会集中;当教育和医疗资源集中,人口就会集中。逃离北上广,或许并非治本的良方,一“逃”可以永“逸”。唯有拉手一起发展,资源互补,产业优配,人,才有更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