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扫黄风暴”，使得东莞酒店业经受了最猛烈的震动。过去几十年间，东莞的酒店业与色情业按照各自的方式，分享着这座“世界工厂”创造的财富，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刺激，互相促进。东莞酒店业与色情业的深度媾和，本质上是另一条“东莞制造”的工业流水线。在“过客经济”或“地租经济”的舞台上，演绎着一场物质与肉欲交相辉映的盛宴。
将雅典风格的酒店门廊与车辆嘈杂的江北路隔开的，是一道低矮、浓密、修剪有序、状貌威严的亚热带灌木丛，在这家五星级酒店开业以来的十几年里，它开展的色情服务一直受到某种默契的保护。但2月上旬以来，那道隐密而强势的屏障被突然扯落。
在这场由北京策源的扫黄风暴中，东莞黄江镇太子酒店由于其幕后老板的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无法避免地成为风暴中心。
教科书
3月6日，笼罩北京多日的雾霾刚刚散去，到北京参加“两会”的广东省人大代表团一下飞机就被人发现，有3名代表缺席，其中就有梁耀辉。守候在北京的媒体没有放过提问的机会。梁耀辉创办的太子酒店上个月被曝光涉黄而遭查处，媒体怀疑梁的缺席与东莞扫黄有关。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龙云模糊答道：“据我所知，代表请假都是‘身体原因’。”
此时的东莞，没人知道梁耀辉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只知道，梁不到50岁，吃素，保养得很好。也无人知道梁耀辉身在何方，甚至黄江镇政府的干部，也不知晓梁的去向，有传闻是“他在外面（国）避风头，没回来”。
梁耀辉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
“两会前我打他（梁）电话，他也没有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代表联络处主任钟卡表示，“不知道他在哪里。”
“请等候有关部门（对梁耀辉消息）的统一发布。”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的副主任潘江说。
就连这位东莞本土企业家发家致富的历史，也笼罩着一层迷雾。梁耀辉的公开资料很简单：1967年生，东莞黄江镇人，华南师范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毕业，奥威斯太子酒店董事长，中源石油（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
中源石油的公开资料显示，该公司“在广东地区较早拥有燃料油批发经营权，主营业务是成品油批发，业务遍及珠三角及周边地区，连续十年广东销量领先”。介入石油产业是梁耀辉晚近的行为，酒店才是他最早的名片。梁耀辉旗下除了黄江的太子酒店，还有肇庆奥威斯酒店，以及凤岗奥威斯酒店——号称全国最大的五星级酒店（在建）。梁耀辉的绰号“太子辉”，就来自太子酒店。TVB剧集《酒店风云》，取景地就在太子酒店。
梁耀辉为人熟知的身份是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整个东莞市，包括梁在内，共有4名全国人大代表，据东莞市官员透露，民营企业家连任两届的情况“并不常见”。
虽然生于斯长于斯，创业亦在东莞，但梁的发家史似乎被刻意隐藏，少有人知，出身贫寒的梁耀辉，如何奇迹般地积累起数十亿身家。
在黄江，“太子辉”是一个妇孺皆知的人物。在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价值体系中，“太子辉”的发家史如同一部“暴发户”教科书。
“梁耀辉有眼光。”玉塘围村一间小小的烟酒店里，午后的光线吸饱了湿气，店主黄文龙接过一支香烟，没有立即点燃，“他赶上了所有重要的发财机会。”
1967年6月，梁耀辉生于黄江玉塘围村一个贫困农家，初中没毕业就弃学经商。早年，他开了一家理发店，自己当理发师，为人剪发。这是梁耀辉事业的开端。
1993年左右，在“温州发廊”风靡全国的大潮中，梁耀辉的理发店也跟时髦改为“发廊”，店址就在鸡啼岗路和黄江大道的交叉口，一间居民楼的临街商铺，房子还在，现在叫“天天沐足阁”，当地人称“小天天”。
受扫黄影响，“小天天”卷帘门紧闭，招牌上写着“沐足、推拿、棋牌”，标明它的服务范围。“推拿”和“棋牌”之间的字被刮掉，残留的字迹仍清晰可辨：按摩。在东莞，按摩和桑拿一样，有时候是色情服务的别称。
上世纪90年代初，“小天天”所在的位置是黄江镇商业中心。梁耀辉经营的发廊门庭若市，不在于他的理发技术高超，而是发廊里有50多个小姐。当时其他地方也有小姐，梁的特殊之处出人意料。
“在他的发廊，一个小姐要500块，别的地方只要100块。”知情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90年代初，500元的嫖资在东莞几乎是天价，当然也意味着“高端、顶级”。发廊的顾客主要是台商、港商，只有他们出得起这么高的价。
时至今日，黄江人还津津乐道于给这家发廊统计收入。以每个小姐每天平均接客三次计算，去掉分给小姐的部分，发廊每天收入四五万元，一个月是150万，一年下来就是1800万。“开一年就够了，这是梁的第一桶金。”
梁耀辉赶上的第二个“机会”，是走私汽车。从1990年代至今，黄江是全国知名的走私汽车重镇。1995年建成的江海汽配城，是东莞最大的汽车配件市场，风头一时无两。但随即变成走私汽车重灾区，这里的走私、拼装车地下交易，以黄江为中心，波及常平、大朗，销售遍布全国，形成了包括走私、拼装、运车、办证在内的走私车产业链。
据知情人透露，梁耀辉的车行占据了江海汽配城最显要的位置，跟其他车行不同，他不做“两刀车（拼装车）”，只做高档整车。路虎等高档车，都未经切割直接走私过来，油漆完好无损。高档整车走私获利远高于拼装车，一部车出手可赚几十万元。“梁的车行是江海汽配城里最大、最豪华的一家，就像4S店一样”。
在黄江人看来，梁耀辉对机会的嗅觉极其敏锐，他敢于孤注一掷，做风险大、最赚钱的买卖。
利用走私汽车赚到的第二桶金，梁耀辉转身开始做酒店。1996年，他投资数百万元建起最初的太子酒店。当时的太子酒店面积不到目前的十分之一，也未评星级。酒店主要业务是桑拿，色情服务从发廊移入酒店，完成了登堂入室的关键一步。
2003年，他投资三亿元，修建了今天的奥威斯太子酒店，包括食宿、中餐、桑拿。为加强酒店的娱乐功能，梁耀辉在酒店东面修建了东莞最大的演艺场。演艺场为圆形，酷似古罗马斗兽场，面积达2万平方米，这个巨大的演艺场实际上就是夜总会，经常聘请国际艳星驻场演出，场面之香艳奢华令观者赞叹不已。
黄江镇一位官员对太子酒店演艺场印象深刻，“里面的卡拉OK房通风很好，两面有门廊，房间里的烟味即刻散发出去，这一点比东莞其他五星级酒店如嘉华、三正半山好得多。”
老太子酒店被整体作为桑拿部，央视暗访的“裸舞选秀”就发生在这里。“很火爆，广交会的时候经常满房。”从广州和深圳开车到黄江只要半个多小时，两边的客人经常到这里来。
2008年金融风暴以前，黄江台企众多，台商也是太子酒店的常客。香港客人最中意的不是黄江，而是常平镇。常平有动车直通香港，只有40分钟车程。深圳、广州也有动车到常平，“常平比黄江旺得多，晚上十点以前的卡拉OK房都是广州、深圳、香港人订的，周边人很难订到。”
常平到黄江车程只有15分钟，这只是一顿早餐的时间。所以太子酒店也会有常平分流过来的客人。实际上，这间酒店的艳名传播到更远的地方，珠海客人也会慕名组团前来。太子酒店以其“金鱼缸”“裸舞选秀”被公认为东莞玩得“最大胆”的酒店之一。
但这样一家宾客盈门的五星级酒店，对黄江镇的直接经济贡献其实并不大，每年税收只有600多万元。事实上，大部分色情交易金额无法计入税收，一是皮肉生意多采用现金交易，二是客人多不要发票。这两个原因使得色情交易脱离税控系统的监测。
太子酒店的兴旺到2014年2月9日戛然而止。央视《新闻直播间》上午曝光后，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批示严查。下午15时和晚21时，东莞市公安局组织了两轮清查。当晚19时许，警方从太子酒店带走十几名男女。
“尽管2月9日的清查声势很大，但东莞的酒店老板并不特别担心。”知情人透露，“他们甚至看着电视播放的暗访画面哈哈大笑，以为这只不过是又一次例行的扫黄行动。”
然而，到了2月11日，当公认“后台很硬”的太子酒店涉黄被查的消息传出，他们才意识到，此次扫黄波及酒店老板，而不像以前，“顶多带走桑拿部经理或部长，再随便拿几个小姐顶数，交点罚款第二天放人出来继续上班。”2月11日以后，东莞酒店老板们恍然大悟，闭门谢客，或远避港澳，电话均关机或不应答，酒店里只留一名总经理或副总“看场”。
2月14日，东莞市公安局局长严小康和副局长卢伟琪被免职，黄江镇公安分局局长邓金祥、中堂镇公安分局局长何成亦被免职。数日之内，东莞警界政界余震不断，不断传出分局局长、派出所所长被褫夺官职的消息。
东莞以安全和规范闻名的酒店色情产业迎来了真正的寒潮。
从2月11日起，梁耀辉完全淡出公众视野，他留给外界的，除了关于苍蝇和老虎的猜测，还有白手搏出数十亿资产的暴发史，以及弥补文化缺陷、竭力打造儒商形象、从不名誉的事业中洗脚上岸的诸多事迹。比如1996年他曾一口气聘请了3名老师教他学英文，还设法拿了一张华南师范大学的函授文凭。
近几年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梁耀辉，梳着偏分发型，戴金边眼镜，身着考究的深色西装或中山装，讲话时喜欢缓缓摆弄苍白的手指，语速缓慢，举止间显露出重塑形象的努力。
黄金时代
太子酒店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酒店的法人代表是梁灶暖。这个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名字，正是梁耀辉之父。梁父80多岁，耕田人出身，文化不高，太子酒店的法人代表显然只是挂名。
“东莞很多企业的法人代表都不是老板，只是职业经理人。有些老板找自己的岳母、小舅子当法人，自己不出面。”许青梅是东莞人，大学毕业后在东莞一家本土银行工作，跟东莞企业家有业务往来，深谙东莞富豪的行为方式。“这样有两个好处，”她说，“一个是不让别人知道企业是他的，另一个是不用承担责任。”这反映了东莞富豪低调的性格特点，当别人努力想在富豪排行榜占据一个好名次时，东莞富豪却唯恐避之不及，生怕一不小心变成首富，树大招风，风险和责任找上门来。
深层次的原因是，东莞富豪对资本原罪有意无意的规避。“很多老板都知道，自己的钱或多或少都是不干净的。”色情业在东莞酒店的长期存在，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东莞老板不愿出名的原因。
很少有地方像东莞一样，酒店跟色情紧密捆绑如同连体婴儿。考察东莞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史和酒店发展史，能够发现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
1980年代的东莞酒店业，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进入90年代，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使东莞成为中国对外经济的前沿，制造业勃兴，港台客商涌入，每年50多个大型会展，对高端酒店业产生了强劲需求。
从1995年至2008年金融风暴之间，是东莞酒店业的黄金时代。1996年，东莞第一家五星级酒店——银城酒店，由建设银行投资兴建，迅速成为东莞地标。同一时期，东莞民营企业完成资本原始积累，马不停蹄地杀入酒店业。东莞本土的三正集团、富盈集团、宏远集团，分别投建了三正半山酒店、富盈酒店和宏远酒店。
如同福建莆田人建医院一样的狂热，东莞人有钱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建酒店。
据东莞旅游局统计，东莞饭店产业集群中，共有超过400亿的民营资本投入，占东莞整个饭店投资的95%。创造了“全球星级饭店密度之最”，至今没被超越。
“东莞老板热衷投资酒店的原因，跟‘地租经济’如出一辙。”许青梅认为，为迎合制造业，东莞人兴建了大量厂房，出租给投资者。随着1000万外来工涌入，他们又盖出租屋，租给打工者。在制造业大发展的时代，东莞人仅靠厂租、房租便可以生活富足。
许青梅的父亲把自家住宅盖到六层（政府规定七层以上楼房需要安装电梯），共有70多间出租屋，每间以200元左右的低廉价格租给打工者，入住率七成左右，每月交给街道办的一定数额的管理费后，净收入7000多元。“这还算少的，”许青梅说，“在经济发达乡镇，有些人家每月能收到四五万元房租。”
加上集体厂房出租的分红，东莞人仅靠不动产就能达到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东莞人可能是最早意识到土地财富效应的中国人。
不动产投资的狂热顺理成章地蔓延到酒店。许青梅很理解同乡人心中所想，“投资贸易可能亏得一分钱不剩，酒店亏得再厉害，还剩一栋房子。”
色情业如影随形地跟了上来。从东莞酒店业和色情业发展的逻辑上看来，两者几乎无法脱离对方而独存。
“他们都是由制造业带来的大量客商而蓬勃发展，又在发展过程中紧紧相拥。”东莞赋诚律师事务所主任汤瑞刚是东莞引进的第一个法学硕士，他1991年第一次踏上东莞土地时就注意到这一点。“大街上、巷子里、桥下、发廊里，已经有了很多站街女。”
酒店多了，卖淫女群体也随着酒店的等级产生分化。高级妓女服务于星级酒店。低级的仍然站街，50元、20元的都有，为低收入者提供服务。东莞上千万外来工，孤独漂泊异乡，青春被捆绑在流水线上，这些“性压抑者”也是潜在的“性消费者”，受收入水平所限，他们购买性服务的地方多半不在酒店，而是在逼仄简陋的发廊。
卖淫嫖娼属于非法行为，时刻冒着扫黄的风险。但东莞的务实精神又为扫黄提供了缓冲和保护。长期以来，当地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逻辑：“打击卖淫嫖娼，会打击外来客商，打击外来客商，则会打击东莞经济。”
在历次扫黄打非中，东莞确立了不伤害经济的原则。有一任东莞市委书记多次在会议上强调：干什么都不能影响经济。在金融风暴重创东莞外贸的时候，地方官员不允许任何力量破坏已经脆弱不堪的东莞经济。这就使得公安机关在扫黄时投鼠忌器，隔靴搔痒。
“交易”
东莞的酒店经营者迅速地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色情业在酒店中的存在，刺激和促进了酒店的入住率，既有慕名而来的消费者，又有忠心耿耿的回头客。
这一发现促使酒店和色情业深度媾和。通常情况下，投资酒店需要8至10年才能回本，但色情业像强力春药一样把这个进程缩短为4至5年，甚至更短。
“以黄江太子酒店为例，不算客房，只算桑拿房，100个房间，一次莞式服务两小时收入600元，每天只算10个小时，一间房一天就3000元，全部满房的话一天30万，一年至少一个多亿。”东莞赋诚律师事务所主任汤瑞刚根据央视公开的资料替太子酒店算过一笔账，他的结论是“最理想的情况太子酒店投资3亿，两年就能回本”。
暴利驱使下，原来没有桑拿的酒店，在主楼旁另起一栋辅楼，专营桑拿。太子酒店则是新建一个大酒店，将原来的酒店重新装修，整体作为桑拿部。甚至一些国际酒店品牌，也冒着毁掉声誉的风险，在酒店中容留桑拿区。东莞的高级酒店，多数有桑拿，少数如御景湾、会展国际没有。没有的原因众所周知，它们主要负责政务接待。
桑拿这种源于芬兰的蒸汽理疗方式，在东莞慢慢变成了色情行业的代名词。吃完饭说“去桑拿”，东莞人心照不宣。
很多酒店老板聪明地将桑拿部承包出去，名义上由第三方经营，实际是为了规避扫黄风险，出了事不会牵连到酒店整体。但酒店和桑拿在经济收益上紧紧捆绑在一起，其实无法进行实际分割。
据知情人介绍，酒店业务分为餐饮、客房和娱乐三部分，客房和餐饮由酒店自己经营，娱乐主要包含桑拿和卡拉OK，桑拿承包给一个人，卡拉OK可能承包给另一个人，不同业务，面对的是同一批来酒店消费的客人。
吃饭—唱歌—桑拿—开房，东莞人将这个流程称为“一条龙”。如果吃饭住宿的人少了，桑拿和卡拉OK的生意也不会好，如果桑拿和卡拉OK缺乏吸引力，客房和餐饮也会受影响。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酒店必须让桑拿和卡拉OK更具强劲的诱惑。
东莞的酒店经营者像调配鸡尾酒一样，在吃饭和住宿之外，加入了香艳和刺激的娱乐方式，吸引客人到酒店消费，客人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在东莞这个外来人口5倍于本地人口的城市，酒店业生意兴隆，就在于满足了客人之大欲。
1995年以后，港、台、外企蜂拥到东莞设厂，大量外籍中层派遣干部长期驻扎东莞，这些异乡客的生理需求成为东莞色情业蓬勃发展的第一道催化剂。“莞式服务”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
关于“莞式服务”的源起，可信的说法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台商，东莞酒店引进了他们熟悉的日式色情服务，并结合泰式技术，推出了最初的十几式服务项目，随着这项产业的发展，演变为三十六式、甚至五十式。
服务的“规范”令人瞠目，除了繁多的招式，“莞式服务”对性服务人员进入客房后的表情和动作都有严格规定，比如在某些时刻，她们被要求眼神“含情脉脉”，另一些时候，她们必须单膝或双膝下跪。事后，客人会收到一张调查问卷，对多达十几项服务进行评议，评议结果关系到性服务人员的收入。
“莞式服务”由专人培训。培训师可能是东莞酒店里最重要的岗位之一，他们由一些身份隐秘的人担任。在酒店里，他们偶尔身兼部长或鸡头。
培训师在这个行业里浸淫已久，凭借经验和阅历，将性服务人员包装成流水线上的制成品。女孩们脸上的妆看起来都一样，厚厚的粉底，黑黑的眼线，甚至口红的颜色都一样。培训师告诉她们，这样的妆容可以最大程度吸引客人。有些女孩不精于此道，每天上班前，她们会到同一家美妆店装饰自己。
不仅如此，培训师通常还是性服务人员的精神导师。
在视客人为皇帝的“莞式服务”中，性服务人员需要承受难以想象的屈辱。永远不能背对客人，时不时需要下跪，几乎摧毁了那些女孩的人格尊严。当她们苦闷不堪时，会向培训师倾诉。
很多女孩都从偏远的地方来到东莞，互相并不熟识，在封闭的工作环境中，几乎不会碰到熟人，如果有这方面的担心，只要换一家酒店，身边的面孔就全部变成了陌生人。
她们的客人也是如此。20万港台派遣人士孤身在异乡，没有乡规民约的监督，面子约束成为最先蜕去的外衣。
在缺乏道德和法律约束的地方，人性容易发生扭曲。东莞的情形更甚于此，这是一个从自然经济直接跨入工业化的城市，金钱和物欲几乎攫取了社会发展的所有话语权。
在很长时期内，东莞社会主要由三类人构成：本地人，客商，外来工。三类人各有各的生活圈子，往来甚少，一道无形的屏障阻隔了人际情感的双向流动。
本地人与客商之间主要是生意往来，本地人和外来工之间几乎完全是房东和租客的关系，客商和外来工之间是纯粹的雇佣关系。显然，三个人群之间的联系本质上只是“交易”。
从这个角度解读东莞酒店和色情业，能够获得更深入的理解。性服务人员和客商，扮演了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的角色，本地人则迎合这种需求，建起了世界上密度最大的星级酒店、卡拉OK、桑拿会所，以提供完成“交易”的场所。
保护伞
色情与酒店结合产生的暴利，催生了特殊的利益捆绑。在东莞，桑拿属于特许经营，在一些镇区，桑拿牌照炙手可热，出价100万元才申请得到。这块价值百万元的牌照，又如同一个来自政府主管部门的免责金牌。公安机关在例行扫黄时，会默契地对这些酒店网开一面。
“有一段时间公安机关查得比较严，镇领导就有意见，召集公安开会说，我们请你们把酒店管好，不是管死。”一位经常接触警界的东莞媒体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公开场合，谈论扫黄是东莞警察的禁忌，私下里，他们会苦着脸告诉你，在东莞做警察也难。他们不愿进酒店，因为“看到了不抓又不行，影响更不好。”一位警察说。
色情业带给基层警察一种职业性的尴尬，派出所是地方治安的维护者，他们必须对色情业有所行动，但另一方面，囿于上级的指示，又要掌握力度和分寸。
这就在东莞公安系统制造了一种怪象，当一个派出所长的职位空缺时，候补的警员却不愿接任。
中堂镇的东泊派出所就是一个容易“栽跟头”的地方。一年前，东泊派出所所长因扫毒不力被免职。张伟斌接任后不过半年，又在今年的扫黄中被免职，理由是对110报警“处置不力”。在挑选继任者时，先后有几位警员表达了不愿当所长的想法，他们私下会表示：怕“触霉头”，怕担责任。
黄江派出所所长叶玉新也因同样的原因被免职，他到黄江派出所就任的时间也不长。一位知情人透露，原来的所长在黄江派出所干了5年，离开时很不情愿，“气得冒火，没想到因此幸免了”。
在这些地方的警务工作者看来，在任时如果出了事，即使不失职、渎职，也要负领导责任，谁当领导都一样。“随时有掉帽子的风险。”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假如酒店老板有“通天”的本领，获得了更高级别的保护，就可以不理会市、镇两级公安。因为保护伞的效力如同电脑硬件的升级，是向下兼容的。据黄江镇知情人透露，这就是一直以来地方公安对太子酒店的色情服务视若无睹的原因。
“若无更高级别的默许，公安怎会熟视无睹？”知情人表示，“保护伞究竟有多严重，这么说吧，东莞各个镇，凡是星级酒店有桑拿的，这个镇的公安局长就难脱干系，没有大问题也有小问题。谁都知道桑拿是干吗的。”
“大家都懂的，不跟公安搞好关系这个经营不下去。”他说。
在经历了一个半月的扫黄行动之后，东莞警界人心惶惶。东莞市公安局建立了严厉的倒查机制，只要一个辖区内出了问题，派出所长和公安分局局长都要接受调查。为了证明自己与省公安厅统一行动，东莞公安展开了空前严格的扫黄。“桑拿无限期关闭，沐足、卡拉OK无论是否涉黄，统统关闭，经验收合格后方可开业。”
3月25日，广东省公安厅宣布了一个36名涉黄警察的名单，其中职务最高者就是2月14日被免职的东莞市公安局局长严小康。36名警察中，有2人被“双规”，9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3人接受党纪政纪处分。“省管干部（严小康）由广东省纪委进行调查，有的由公安局纪委调查，有的在地方党委政府的纪委调查。”广东省公安厅的工作人员说，“刑事案件的调查结果，还没到公布的时候。”
在东莞，广东省公安厅成立了扫黄倒查组，进行为期3个月的深挖“保护伞”行动，重点调查玩忽职守、徇私枉法及充当“保护伞”民警。
36人名单是初步调查结果的公布，如同划定了一个惩戒范围，让东莞警界、政界稍稍心安。但谁都不知道接下来的调查中会发生什么，不知道被捕的167名涉黄犯罪嫌疑人和62个涉黄犯罪团伙会交代出什么。
东莞扫黄的余震并没有停息。
寒冬
事实上，扫黄之前，东莞酒店业已经感到了阵阵寒意。
东莞酒店业由制造业而兴，也由制造业而衰。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外来订单锐减，东莞制造业由盛转衰，商务客逐年减少。庞大的酒店产业集群走到了衰退的转折点。
衰退的第一个信号，是2012年东莞首家五星级酒店的整体转让。
银城酒店开业于1996年，装修规格极高，石材几乎全部从西班牙、意大利进口，酒店内有全国唯一的枕头博物馆。很长一段时期，银城酒店承担了东莞市大部分政务接待任务，红极一时。在2007年胡润百富榜上，银城酒店前董事长韩辉曾以10亿元的财富排名第654位。
但随着东莞酒店业的觉醒，周边的五星级酒店相继开业，银城酒店的金字招牌开始黯淡。商务客的减少，使酒店入住率达不到维持运营的最低水准；会议室数目少、空间小，使其失去了会议和政务接待客源；继而又因客房面积达不到五星级标准而被摘星。
2008年底，银城酒店挂出了整体对外招商的牌子。两年后，号称“东莞粥王”的黎平联合另外14位股东接手银城酒店，此时银城酒店账面亏损1000余万元。黎平又投入4000万元对银城酒店重新装修，定位为“中产阶级女性酒店”，但在酒店业激烈竞争，总体下滑的态势下，银城酒店已经风光不再。
制造业滑坡对酒店业造成了缓慢、不易察觉的影响，误导了包括黎平在内的一批资深投资者。由于对酒店的偏爱，或者商业上的误判，很多人仍然勇于以身犯险，进军已经过于饱和的酒店业。
“黎平接手银城，可谓生不逢时。”东莞市另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总经理张季刚与黎平惺惺相惜。黎平经营的花园粥城，以大排档起家，发展为最成功的莞式餐饮。但花园粥城主要面向中低端家庭客源，“黎平想提升花园粥城的档次，就需要一个高档的场所，为餐饮作配套。”
黎平是经营餐饮的行家，可东莞酒店业竞争最激烈阵地并不是餐饮，而是娱乐和客房。娱乐最来钱，客房次之，餐饮占比最少。黎平希望以餐饮提振酒店业绩，本来就是冒险之举，在2012年特殊的政策环境下，注定要遭遇失败。
当黎平在银城酒店推出花园粥城的高档升级版时，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出台。中央政策严打公务高消费，“银城酒店新推出的一些高端菜品，燕窝粥啊之类的，就没人吃了。”
当欲望受到钳制，酒店最先感到疼痛。“狠刹吃喝风”和“精简会议”像两把钢刀，无情地砍削着酒店利润空间。2012年结束时，东莞酒店营收下滑了20%。
酒店业的不景气，在酒店最密集的厚街镇体现最为明显。厚街有十余家四星级标准以上的酒店，包括快捷酒店和商务会所在内，酒店总数超过200家。厚街也是东莞五星级酒店最多的镇，拥有嘉华、喜来登、厚街国际等3家五星级酒店，算上在建的希尔顿酒店共有4家。
在这个家具、制鞋、会展名镇，每年3月和9月会召开规模庞大的家具展，所有的展馆暴满，大量客商前来洽谈、参观、下单。外商的跟单方式也与其他地方不同。他们在鞋厂下订单之后，会派一个专业人员长驻在厚街，监督每一个制鞋流程，直到货物上船为止。
因为大量的外来客商，厚街酒店发展出世界上最密集的酒店产业集群。目所能及之处，最高、最奢华的建筑一定是最高档的酒店，它们如同一个个小王国，拥有独立的游戏规则，顶层的总统套房可以常年租给一个花钱享受的客人，包括色情服务在内的“一条龙服务”，无不扣准人性对声色的迷恋。
这种繁荣已经走到了尽头。
“去年一年都不景气，比2012年还要差30%。”四星级酒店总经理王长友对酒店的未来充满迷茫，他管理的酒店靠近厚街会展中心，以接待商务客为主。他不明白，酒店对公务接待并不大，展会每年还在开，何以入住率还在不断下滑。
最终他领悟到，虽然经济还在以惯性滑行，但长住酒店的客人已经开始减少，酒店同行激烈争夺着开始稀少的客源。酒店的成本不断提高，人工涨了一倍，原材料涨了10%，水费、电费都在涨，可酒店的价格却越来越低。
其他地方五星级酒店客房售价通常在500元以上，而在东莞，300多元就能住五星级酒店。这个价格在香港只能住最廉价的快捷宾馆。
价格战越来越激烈，甚至铂尔曼、喜来登等国际品牌也加入了打折阵营。变相的打折促销越来越公开，网上售价1800元的高端客房，实际售价只要400多。常来东莞的人都知道，只要花三星、四星的价格，就能在东莞住五星级酒店。
竞争压力蔓延到酒店经营的每个环节，盈利能力并不突出的餐饮，被很多酒店重新重视。东莞五星级酒店的自助餐价格从300元降为200元。很多酒店像江湖菜馆一样，推出了特价菜，除了高端的粤菜，原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客家菜也进入了五星级酒店。
价格战是市场饱和的征兆。但令人诧异的是，新的五星级酒店还在不断涌现，有的已经出现在规划图上，有的已经封顶，有的装修完毕即将开业。
南城区的康帝国际酒店在2013年开业，这家形似凯旋门的白金五星级酒店，几年前已经出现在这个地块的规划图上。当它开业时，酒店业已经盛况不再。
厚街国际酒店同样生不逢时，去年开业时，厚街很多酒店已经无法保证六成入住率的盈亏平衡线，出现大面积亏损。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厚街第四家五星级酒店——号称亚洲最大的希尔顿酒店——已经封顶，计划在两年后开业。
3月的阴雨中，东城区万达广场上的五星级酒店已经装修停当，准备在下个月开门迎客。另外还有4个万达广场分布在镇区。除了长安镇万达广场未建酒店外，其他三个万达广场都规划有五星级酒店。
“谁都知道东莞的五星级酒店已经饱和了，但还在建，为什么，因为很多酒店的背后其实是房产商。”作为一个资深的酒店管理者，张季刚清楚东莞酒店“最后的疯狂”意味着什么。
投资者看重的通常不是酒店，而是酒店所在的地块，这样的地叫做“酒店地产”。投资商拿到这块地，会被要求进行一些配套建设，比如建个酒店提升城市品位，或者建公园和体育设施。如果“酒店地产”上规划了商业或住宅项目，那么五星级酒店会显著拉动地块升值。
如果小区旁边有五星级酒店，房子的价格贵上500块很平常。酒店旁边的商业地产，租金收益也会大大提升。
由于在银行工作，许青梅对东莞酒店业有更理性的认识。每一年，东莞的银业界都会对20万家企业的行业前景进行梳理，从而评估该行业的金融风险系数，并决定相应的金融扶持政策是乐观还是谨慎。
许青梅的一个客户几年前贷款在大岭山镇修建了一家五星级酒店。2012年，这家酒店的利润只够付贷款利息。许青梅所在的银行立即下调酒店业的信用评级为“限制支持”。从2012年开始，银行对酒店业的授信变得非常谨慎，对单一为酒店的授信不再发放。甚至对酒店地产的估值也大幅降低。酒店估值通常比住宅高，但从2012年开始，许青梅所在的银行对酒店的估值低于住宅，因为如果酒店遇到经营困难，变现能力还不如住宅。
东莞的酒店管理者悲哀地意识到，酒店业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东莞曾经是一块最适宜酒店生长的土地，但形势已然发生变化。制造业不景气，高消费受到扼制，色情服务被禁止，为东莞酒店业制造了史上最寒冷的氛围。
“扫黄对东莞酒店业不是致命伤害，而是雪上加霜。”东莞的酒店管理者如是说。酒店业的寒冬已经降临，一批依赖色情服务和对公接待的酒店，将率先倒下，空余华丽的躯壳，犹如一个个句号和感叹号，宣告一个绑缚着欲望和奢靡的酒店时代匆促结束。★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受访人为化名。本刊记者苏晓明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