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危机发生之后,方晓“黄金十年”是“高烧十年”。悔之晚矣,财富泡沫已破灭;犹未晚也,信用体系尚待重建。楼塌之后,脆弱地基更为了然,重建之机更为了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即为重建根本。
“十年,就像发了一场高烧。对一些榆林人而言,过去十几年积累的财富在近两年几乎全部归零。”日前,榆林市一名参与民间借贷的人士说。
“2012年对榆林人来说是划时代的,经济出现危机。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信用体系从此崩溃,恐怕很长时间都不可能恢复了。”榆林当地一家银行支行高管从另一个角度为揭示民间债务危机的深刻影响。
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在经济上行期间,个人、企业、民间金融机构、银行都曾从“繁荣”的民间借贷中分得一杯羹,并将债务雪球滚得越来越大。而时至今日,榆林民间债务危机仍在持续发酵中,信用体系重建道阻且长。
“金字塔式”民间借贷
“1994年的时候,神木县大柳塔镇开始有国营煤矿。那时候开矿非常简单,审批手续都很方便,民营开矿价格也便宜。神木县下辖乡镇几乎都在开矿,但一直是亏本经营。”神木县律师郭湘说,上世纪90年代初入股1万元,到2008年就能分红上千万,而入股的时候很多人甚至对回报没有期待。
90年代末至2000年初,内蒙古鄂尔多斯煤炭经济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离鄂尔多斯不到100公里的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起步稍晚,2002年前后煤矿经营情况好转,2008年至2011年成为巅峰时期。
随着煤矿开始巨额分红,民间借贷也繁荣起来。起初的民间借贷特点鲜明,首先是手续极其简单。最简单的形式就是口头承诺,用款方一个电话就可以让出借人把钱打到账上。借款也是以亲友帮忙的形式借出,通常不期待回报。
有当地人士说,村中一名邻居的亲戚先前跟那邻居借了1万元,结果分红分到200万元。“表面上是分红或者利息,但在当时的本意其实是一种感谢。”
由于此类案例较多,借钱出去,获得高额回报,逐步形成了民间借贷的雏形,民间资金也逐渐有了市场价格:低的月息2分～3分,高的5分～1角。
逐渐地,民间金融市场越来越复杂。有钱人也从刚开始开矿的煤老板、入股获得分红的投资人,扩展到炒矿者、炒地者以及高利贷放款人。借款的范围也从亲戚朋友开始向熟人、熟人的熟人扩展,手续上开始打借条、请担保人,“金字塔”式的无限层借贷关系开始出现。
“全民典当,全民借贷。纺织品店、粮油店等,前面做生意,后面就‘开条子’。”郭湘说,有经营场所的专门的小额贷款公司也开始出现。
这种情况在鄂尔多斯也曾出现过。一名鄂尔多斯当地煤矿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士说,许多人在2004年入股煤矿赚到第一桶金。也是从2004年前后开始,非正式典当行包括粮油店等就出现了,有办公地点的典当行也开始经营。
“那时候有很多妇女出去搞钱,融钱都是熟人介绍,知道有资产就放款,不需要抵押。”该中层管理人士称,典当行一般给利息是月息3分～3分5,到后来给到5分,现在典当行几乎都关门了。
西安的小额贷款公司相对谨慎一些,会做市场研究,放款需要抵押,一旦债务人还款出现问题,抵押资产拍卖得很快。但是就算如此,后来一大批小额贷款公司也没有躲过要不回账的结局。
“小贷公司放款时收的钱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付给资金来源方的资金成本,这部分一般在月息3分;另一部分是小贷公司收取的管理费,这部分也在3分左右。所以,放款的资金成本一般在月息6分左右。”西安一名参与过小额贷款公司业务的人士称,西安的房产跟榆林不同,就算价格有波动,房子价格也相对维持高位,拍卖一般可以出手。
其兴也勃焉
民间借贷最“繁荣”的时期,是炒矿潮起来之后。榆林地区多名接受采访的人士描绘过同样的“震撼人心”的故事,即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入榆林,煤矿的价格也开始出现直线上涨,上午一个价,下午涨到另一个价格。在这期间,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钱,谁就能迅速赚到上亿元的价差。
受此刺激,民间借贷达到顶峰,“金字塔式”的借贷体系庞大到看不到边界——底层的出借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资金流向,只是按照月息2～3分的价格吃固定利息。
当地人士称,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有钱,经济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涌向榆林,下属农村的大量农民也开始涌向市区。加上政府积极的基建规划、土地开发,房地产紧跟煤矿之后,成为又一个遭遇资金热潮的行业。不过,当放高利贷成为最赚钱的行业时,高利贷的主要资金来源就变成了高利贷,如此循环往复。
鄂尔多斯一家煤矿开采企业的办公室人员表示,她的20多万元资金常年以月息2分的价格放给一个亲戚,从来没问过资金最终投向,利息可以按月或者按季度领取。但是现在她的亲戚的资金链已经断裂,到处都是跟她亲戚追账的人。
“行情好的时候,我们二三十万的资金人家都不要,还要赶着入。”她对本报称,公司另一名同事也一直在从事民间借贷,许多同事都把钱交给她管理,月息2分或2分5,后来出问题资金还不上了,天天被同事要账,现在已经不上班了。
从凭良心到浑水摸鱼
其实,不同的“金字塔”有着不同的内部结构,也隐藏着不同的风险。
一种典型的民间借贷结构是“塔尖股权融资,基层债权融资”。举例而言,两个人合伙预付1亿元买下一座价格10亿元矿山进行开采生产,矿权证明材料拿到手之后,二人分别去融资5000万元。矿权股东名单上实际只有二人名字。后续的融资就以梯度的月息进行借贷,比如二人分别以月息5分从10名出借人处借款,这10名出借人又从其他100名出借人处以月息3分借款。如此多层类推,其中有的部分层次还会有小贷公司和典当行参与。
另一种“金字塔结构”是“股权融资结构”,榆林当地人称为“爬股股”。即每个层级都是以股权投资形式进行资金往来,每个股东身后都有很多小股东。典当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由于需要定期向资金来源方付息,所以一般不会选择股权方式投资。
资金借贷双方在办理手续——也就是写借条时会表明收到的款项是不是股金,但是实际的回报还是“刚性兑付”的性质。这一点在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特点。
西安一种常用的做法是将利息写入借款中。比如借款100万元,利息40万元,那么双方会在借据中写明“今收到×××现金140万元”。“双方开始谈可能是入股投资,如果投资成功了,出资方就会要求分红,不提当时双方写下的上述单据。如果投资失利,出资方就会把单据拿出来要求按数还钱。”前述西安参与过小贷业务人士称,在借款人非常急迫要融资的情况下,这种方式非常普遍。
只有一张借条,如何进行风险控制?在榆林,多数借款无需抵押,小贷公司或企业间借款多选择“保证方式”进行风控,即找一名比较有声望的人士做担保人。
从榆林当地了解到,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选择“爬股股”的更多一些,出借人希望分享“暴富”成果。但是,只凭一张借条,依照何种标准分红?本报记者在榆林、西安、鄂尔多斯等地得到了一个惊人的一致的答案:凭良心。
“我一个亲戚入股一个矿2万元,后来分红500万。其实分100万也是分,我们说这是良心钱。”榆林一名受访者说,煤矿效益怎么样,大家会有个大概的了解,如果分得太少也会给自己“爬”的股东提意见。“但是由于搞煤矿需要通过宴请、送礼来上下打点关系,有一部分大家心照不宣的花费,所以分红具体是多少自己没有确切的数字。”
正是这种没有法律约束的分红关系,“便宜”了后来许多浑水摸鱼者。当煤炭价格下滑、经济形势恶化的时候,许多事实上赚钱的融资方就以没有赚钱为由,拒绝分红或少分红。
银行的两张面孔
在民间债务危机余波未平的当下,榆林当地银行机构又是何种态度呢?
记者调查发现,企业、小贷公司与银行之间互相心存埋怨。企业怪银行,谈好可以贷款最后又不批,企业背负的昂贵过桥资金还不上,项目资金有缺口开不了工,最终资金链断裂;银行怪小贷公司,利息定到5分、6分,甚至8分、1角,极大地推高了资金成本,形成经济泡沫;小贷公司怪企业,说好的高回报呢?
另外,虽然近期国家出台多项措施,要求降低融资成本、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但是对榆林地区而言,银行目前对民营企业的基本态度是只收不贷,对个人住房贷款也非常谨慎。特别是在房价下跌、退房纠纷不断的楼盘,银行放款十分小心。
但是,在2001年至2011年期间的十年里,银行的态度并非如此,特别是对于煤矿企业的贷款更是主动跟进。“当时资金都在向这里聚集,几大银行派出很多人到企业,银行老总也出面,都知道煤矿是暴利。”榆林一名国资背景的煤炭企业中层管理人士称,当时项目一拿到“路条”,银行贷款就全部到位。
在此期间,银行的大量资金也通过不同的形式,流入了民间借贷当中。
一是通过个人信贷、企业信贷的正常通道流出。郭湘表示,由于个人借贷利率远高于银行贷款利率,所以神木人在买房、买车时,就算有能力付全款,也会选择办理银行贷款,自有资金则拿出去放高利贷。有些比较激进的投资者甚至会将住房抵押给银行,然后把钱放进小贷公司。从银行角度而言,其对个人贷款、民营企业贷款的用途很难控制,短贷长用、此贷彼用较为普遍。
二是通过虚假资料、虚假交易骗贷,有的银行内部人员还主动帮助借款方造假。一名银行业内人士表示,按照人民银行的风险控制措施,资金往来都是留痕的,且都是直接打款给交易对手方,但是很可能借款人的交易对手方是虚构的。
榆林当地人士乔森(化名)讲述了一个案例。2012年,他的一个做房地产生意的朋友在当地银行贷款300万元,但是银行要求抵押等手续,办理过程遇到困难。当时,这家支行的行长出了一个主意:到钢材市场买几吨钢材,开一个价值多少的票据,用此做抵押到银行贷款。
“其实根本什么都没有,就是假手续。”乔森称,他的这名朋友2013年冬天“跑路”之后被警方抓回榆林,在看守所关押40多天之后,因为无人起诉,无法定罪,最后被释放了。他欠银行的钱,就由支行行长在还。
银行资金流出的第三个方式,就是银行行长“干私活”。如前文所述,保证人担保的方式,是榆林民间借贷最常用的风险控制方式。而当地银行的支行领导、行长,不但是很多企业的熟人,也被认为是有信誉、有声望的群体。
“2012年是一个分界线,之前都没有问题,之后很多银行领导被撂倒了。”一名榆林地区银行的支行领导告表示,在“全民借贷”的时候,银行的员工和管理者也不免卷入其中,特别是银行行长。因为很多企业都是银行的客户,也都是行长的“朋友”,行长也乐得做中间人。
特别是企业在借“过桥资金”的时候,往往会邀请银行行长出面担保。企业在银行申请贷款,从批准到贷款下放还需要一段时间,按照当地的惯常做法,这一段时间的资金缺口,一般通过“过桥资金”暂时补上。据业内人士介绍,后期借“过桥资金”条件极其苛刻,不但要银行放贷批复书、银行行长签字担保,还要月息9分的利息才能借到。就是这“过桥资金”,拖垮了不少企业和个人。
银行人士“干私活”的另一个表现是对贷款进行截留。有榆林当地人士称,企业找银行贷款,往往需要与银行行长合作,贷款由企业和行长共同使用。比如贷款1亿元,企业只能拿到8000万,另外的2000万由银行行长自己支配。
正是通过上述三种方式,大量资金从银行流出,涌入民间借贷当中,对推高资金成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银行端,则累积了大量的坏账和逾期风险。
有当地银行界人士表示,截至今年6月末,榆林的部分银行已经出现逾期,目前正通过加紧追款或者展期、再融资的方式进行化解。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或个人资金链出现危机时,往往面对亲友、高利贷、银行等多个债权人。据调查发现,银行往往被排在还款顺序的最后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