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浙江德清县劳岭村，法国山居、黄金树山庄、西坡29……数十家民宿沿路分布于视线两侧，来自上海、江苏等地牌照的车辆，不时驶入村子。
“我们房间均价在1600元/晚左右，现在订单已经排到10月。”西坡29运营经理刘杰说，近两年莫干山民宿规模飞速发展，目前在环莫干山区域内已有民宿超200家，年营收超1.7亿元。
民宿经济的发展正是浙江乡村开发建设的一个缩影。
2003年，浙江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2010年又谋划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在“两山”理论的十余载实践后，如今除却青山秀水，农村变景区、乡愁经济已成趋势。隐藏于山水之间的乡村田园正在成为浙江新的名片。
欣喜之余，也应看到乡村开发与建设的另一层现状：在6月底的中国乡村文化论坛上有专家指出，包括浙江在内，中国乡村开发尚处于初期阶段的1.0版本，若要带动乡村持续发展和满足人们更高层次需求，乡建仍需要各级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的共同参与努力。
乡村开发恰逢其时短板仍在
“目前要让一个古村落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存活下来，发展旅游业是最有效和最简单的方式。”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罗德胤认为。而在浙江，乡村旅游发展正进入“黄金期”。
中魁村位于温州苍南县境内，以出产四季柚文明浙南及闽东北地区。多年来依靠传统的四季柚产销之路发展的中魁村，三年前换了一种思路——发展休闲观光经济。
进入中魁村，平整的柏油路和统一修饰美化的民房映入眼帘，路旁是精心修剪的苗木与花卉。而在民居背后的小山上，650亩四季柚遍布山坡，果香花香沁人心脾。
在改善乡村面貌同时，中魁村每年11月定期举办采摘节，去年超过2万名来自杭州、温州等地的游客慕名前来。“发展旅游、农家乐让村民有了双重收入，今年我们请专业公司做起了宣传，11月的采摘节人会更多。”该村支委委员林发印说。
在浙江，像中魁村一样发展“美丽经济”、“生态经济”的村庄不在少数。
在安吉县，余村主动关闭矿山发展“美丽经济”，在十年前引得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肯定；在德清县，依托乡村游基础，打造中国旅游度假第一县已成其未来目标；在磐安县，开发杜鹃花谷发展旅游服务业，让高峰村农民走上了持续增收的轨道……
根据浙江省旅游规划，到2017年将重点培育50个旅游风情小镇、100个乡村旅游A级景区、1000个特色乡村民宿，乡村旅游正在迎来发展春天。
如同所有新生事物发展轨迹，乡村开发建设也存在着其发展短板和瓶颈。刘杰便有着他的困惑：“早生早衰，民宿经济复制热情过高行业门槛就越低，同质化严重已经成为制约。”
积极关注乡村开发的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刘泽辉说：“乡村开发建设恰逢其时，但总体还处于发展起步阶段，例如农家乐等只是1.0版本，满足最初级的一些需求，随着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乡村开发建设需要不断升级。”
而针对乡村开发中越来越多的“空壳村”出现，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指出：“一个只有客人，没有主人的乡村，就像母亲已经不在，子孙也散去的老家，空余记忆中的乡愁，却看不见未来的生活。”
“虽然中国乡村旅游的潜力与空间普遍被看好已成共识，但目前乡村旅游还存在各自为政、人才匮乏、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同样有投资打算的华创资本合伙人王道平说。
在关注者看来，各地方开发乡村各自为政、缺乏协调，开发同质化严重、投资有限，基础设施较差以及文化氛围不突出，已经成为各地乡村开发建设的突出现象。
共生发展与文化挖掘是关键
对于开发与建设乡村，戴斌指出，各方首先要明白这是谁的乡村。在开发建设中不应将原住民排除，而要抱着一种“乡村是乡村居民的生活空间，我来分享就好”的观念，把原住民的未来生活需求考虑在内，不能仅从资源方面完善。
“在政府层面，不能将乡村建设当做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应该沿着一个中国梦的长期发展导向来推动。对于千万乡村而言，发展旅游固然是重要的现实选项，可仅有旅游是不够的，如果没有男女老少的传承相守，就不可能保障乡村持续发展。”戴斌说。
在拆与不拆、原住民迁出还是留下的问题上，新加坡国立大学环境设计学院助理研究员李孜表示，要激发乡村活力，必须要让当地村民参与到开发的过程中来。“一些大型旅游项目、景点式的开发，会将村民赶走，这样开发是掠夺式的，不是激活乡村社区，而是激发矛盾。这样村民没有话语权就没有经济权，没有经济权就没有发展权。”
在专家看来，如何平衡开发方、村民的利益，达到共生发展是乡建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
李孜指出，只有政府，企业和当地社区各归其位责任共担利益共享，才可持续发展。漫居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房小伟指出：“在与原住民相处中，首先要责权利清晰不混淆，同时增加彼此的信任度，相互学习分享劳动，以互惠互利的原则和做法，增加村民的参与感。”
有统计显示，中国古村落数量从2000年到2010年间消失了数十万个，相当于每天消亡300个古村落，乡村保护开发的必要性可见一斑。在此过程中，乡村各种文化的挖掘，无疑成为重点。
中国乡村文化研究院院长郭招金表示：“随着时代变迁，乡村文化面临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已出现新的变化，当下致力于乡村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致力于现代文明中传统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和修复显得格外重要。”
台湾埔里镇桃米村，因“921”地震损失惨重，在村庄重建过程中，该村保护生态环境同时，着重选择适合当地的文化融入。当地非常重要的元素——青蛙最终成为选择。
在桃米村，共发现23种青蛙，台湾原生种蛙类中的80%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于是桃米村利用青蛙为主题，讲青蛙、拍青蛙、做青蛙工艺品……经过十几年的打造，桃米社区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青蛙王国。加之各种主题民宿的快速发展，3年前桃米村收入便近1亿元新台币。
刘泽辉说：“乡村是中国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心系之所，乡村开发需要添加一些新的文化的要素，结合当地的特点，这样乡村及参与企业会更有生命力。乡村并不是土，里面应该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应把传统文化元素和现代科技联系起来。”
房小伟也认为：“开发乡村产品不论文旅产业、文化小镇还是主题民宿，核心是文化，旅游只是载体。开发乡村不是颠覆性探索性的重建以及单纯设计师想法的堆砌，而是当地文化的深挖。”
“农村发展不可操之过急，要适度保持农村的文化、生产、生态的机制，让农民对农村有认同感。”桃米村开发设计者廖嘉展指出，如此整个城镇的历史，整个城镇的文化，整个城镇的氛围将会变得不一样。
他表示：“每一个地方都有独一无二的东西，只不过因为发展不均，缺少诠释的能力。这个时候就需要专业的人士去协助乡村的发展。唯有让村民对乡村开始认同，那种力量才可以感动别人。”
乡建升级需设计、资本、人才参与
在各行业专家看来，要开发好乡村，在留住原住民与文化的同时，创意设计、资本力量、人才智力等因素的参与，也是必要条件。
“农村一定要有形象，而且有一个形象就够了，因为其资源不是太多，一定要把一个形象放大，福建的霞浦就是用一张照片，改变了旅游面貌。所以要开发好乡村，创意设计必不可少。举凡成功的案例，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华高莱斯国际地产顾问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李忠说。
“在设计支撑上，需要智力下乡，设计农业农产，乡村需要不断得到精英的反哺。”李忠说例举了台湾创新产品“掌生谷粒”的例子说明设计创新的必要性。
“掌生谷粒”按照一斗和一升进行包装，有数百种产品，全部把农业做成了情感。米用牛皮纸或者花布包裹，同时也包裹了这一季的风雨黄昏，变成了饭桌上情感交流的媒介，还有对山川自然的渴求与尊敬。用来包装的花布，是台湾上世纪50年代农业时代的风情，美好的事物、喜庆的事物都有这块花布的出现，这样米又变成馈赠的礼物。
王道平也指出，包括设计人才在内，乡村开发应注重人才因素。“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综合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的人才不足导致乡村发展后劲不足。一些技术性问题可以很快去解决，但人才的积累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怎么吸引人才和激励人才，这也需要政府企业等方面的共同努力。”
以乡村游为代表，乡建的升级已成为下一步的必然方向。而在资本人士看来，资本的参与合作对打造升级版的乡村游，也有重要意义。
刘泽辉表示，乡村开发有着巨大潜力，而资本是追求未来的投资机会，资本对乡村开发、乡村游的关注度正越来越高。“目前与旅游要素相关，如吃住行游购娱以及乡村旅游的设计、服务等配套领域，存在着许多投资亮点。”
他认为，在乡村游增加文化要素，服务内容不断更新上，乡村需要资本的力量。“同时当乡村开发与乡村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建立自己的品牌，这就可以通过投资机构来整合资源，对接大企业合作，实现品牌化发展的捷径。”
资本与乡村开发如何实现共赢？刘泽辉说，首先政府层面重视的基础上，各地基础设施、配套政策、土地、金融服务等需要保障，资本要追求合理的回报，要选择发展潜力和前景的项目，以及一个好的进入时点，在其他条件相对具备的情况下，资本要考虑好如何能与实业产业结合起来，产生更好的爆发力。
王道平指出，资本投资乡村旅游，要考虑到自然景观、本地特色、生态环境、文化价值等因素，并作为选择投资对象的重要标准。(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