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母亲的食品安全焦虑：郊区租地自己种菜

　　法律很先进,但是具体执行过程中还面临取证难、检测难、责任认定难等问题,这些难题还是比较难解决的。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些问题不解决,会导致他们产生焦虑

　　公众对食品安全的焦虑是一种集体焦虑。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感受和食品安全的实际状况之间并不是同步的,会有一些滞后和偏颇

　　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出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开始用钱买安全,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安全的食品。

　　肉类,他们会选择超市内的品牌；蛋类,他们会买最贵的土鸡蛋；牛奶,他们选择进口的；蔬菜,他们跑去郊区订购。在这些人中,有的试过自己种地,试过请人种地,试过从郊区农场订购,总之,只要能保证食品的安全,他们不惜耗费金钱和精力,想尽一切办法。

　　“在一些人看来,我可能是‘食品安全焦虑分子’。但对此,我‘甘之若饴’。”作为北京一家农场的高级会员,北京市民常飞一家已经很久不在北京市内的菜市场、超市购买菜蛋肉等食品。

　　所谓“农场”,是眼下在北京郊区出现的一种新生意,他们种植有机蔬菜,承诺不施化学农药,每周定时向城市送菜。

　　这种蔬菜的价钱比城里菜市场的价格贵上一倍,而且品种有限,甚至可以说是单调,因为农场不种植反季节蔬菜。

　　“我并不介意蔬菜种类的单调,起码这些菜让我放心,尤其是做给孩子吃,我心里踏实。”常飞说。

　　折腾出来的安全

　　“我宁愿不给她吃,也不愿让她过早接触有毒有害或者至少是不安全的食品。”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除了工作,常飞现在每天最大的“事业”就是给孩子寻找可靠的食物来源。

　　为了让女儿吃到放心而健康的食物,她不厌其烦地“折腾”,以至她的丈夫王毅说,“折腾的动静有点大”。

　　6年前,刚怀孕的常飞开始拒绝吃菜市场及超市里售卖的肉蛋菜。

　　每隔10天,常飞的父母都会把一个装满肉蛋的泡沫箱子托给长途汽车司机,从山东威海老家运到北京。丈夫王毅会去离家10站地远的赵公口长途车站取回,再搭乘公交车,最终把这个分量不轻的箱子扛上4楼。

　　“这样扛了一年,终于在孩子满月的时候‘扛’不住了。我们家爆发了第一场关于食品的‘战争’。”回忆起当初的“硝烟”,常飞说,“我老公问我‘难道非吃这些不可吗’,我坚决表示‘除了这些,别的地方买的都不吃’。其实,我以前吃东西很随意,还经常和别人开玩笑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可是现在不同,我要对宝宝负责,我不会去超市里买肉,我不相信那些肉的安全。如果老家不托运过来,我宁愿不吃。”

　　眼见从老家托运也不是长久之计,常飞开始了新一轮“折腾”——在自家阳台上种植蔬菜。她以照料花花草草的姿态,照料着阳台上的番茄、青椒,但效果却不大好,“毕竟地方太小,种不出什么来”。意识到地盘局限,常飞开始谋求更大的种菜空间。

　　2010年,常飞通过网络发现一种租地种菜的模式,北京郊区昌平一些农户,愿意出租土地给城里人,二三十平方米的地一年租金800元。常飞租了地,一到周末,她就忙着开车奔向昌平,时常带上有耕作经验的父母,提供现场指导。

　　由于技术有限,常飞的地里产量并不高,都不够她一家人餐桌的需求。

　　因此,常飞还得购买蔬菜弥补不足,“去超市买有机蔬菜,价格的确贵”。常飞偶尔也去菜市场买菜,回家后用一种外国品牌的除农药清洁剂浸泡15分钟,一丝不苟。

　　眼见昌平的菜地供不应求,常飞又开始新的探索。此时的常飞,在“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成为“二孩妈妈”,她对食品安全的追求更为执着。

　　2014年,常飞成为北京一家农场的会员,每周由农场给家里送肉蛋菜。会员得闲的时候,也可以到农场亲自下地,一边是为了放松心情,一边也可以监督农场,看看是不是真的有机种植。

　　高昂的餐桌开销

　　现在,农场送来的菜成了常飞家餐桌上的主要来源。

　　按照每斤蔬菜15元计算,每月蔬菜花费600元左右。跟一般从菜市场买菜的家庭相比,常飞家买蔬菜的花费可能是其他家庭的两倍甚至更多。

　　除了蔬菜,肉蛋以及海产品也不能马虎。

　　常飞向记者介绍了近一个月以来的购买情况:

　　鸡蛋,从农场购买,十枚装每盒35元,一个月两盒；

　　鸡肉,从农场购买宰杀好的整只鸡,160元每只,一个月两只；

　　虾,托山东老家的熟人购买海捕虾,每斤68元,因为数量有限订购两斤,只给孩子“特供”；

　　来自长江捕捞的野生鳜鱼,两条装总共不到两斤共178元；

　　来自恩施的放养鄂西牛肉,每斤68元；

　　来自黑龙江佳木斯四合的猪肉,按照不同部位价格不一,里脊肉中等价位每斤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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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不是全部,不打蜡的橙子、恩施高山雪莲果、四川山野的野生小猕猴桃等也是这一个月以来的购买记录。

　　这样算下来,每月常飞一家在食品方面的花费超过3000元。

　　这样的花销,对于家庭月收入两万元左右、同时养育两个孩子的普通白领家庭来说,并不是小数目。

　　因为花销,常飞家第二场关于食品的“战争”爆发了。导火索是几枚鸡蛋。

　　由于忘了在农场订单中购买鸡蛋,家里鸡蛋告急。丈夫王毅在离家最近的超市里购买了10个鸡蛋应急。

　　“我回家一看就急了,10个鸡蛋才九块多钱,能是安全鸡蛋吗?还给孩子吃。”常飞为此大发雷霆。然而,王毅也有一肚子无处发泄的怨气。

　　“超市说了,这是最新鲜的鸡蛋,不能单看价格而断定安全与否。再说,偶尔为之也没事,天天吃那么贵的肉菜,也没看出有什么不一样。”面对记者的采访,在外出差的王毅在邮件中这样写道,一个月三千余元的花销,让这个需要养育两个孩子、承担贷款的小康之家的男主人有些喘不过气来。

　　不过,常飞似乎有更多的“道理”。

　　“因为两个孩子都是女孩,所以我更关注性早熟的问题。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案例。孩子的姥爷是医生,他告诉我,两三个月前一个8岁的女孩下身出血,结果被确诊为儿童性早熟。还有6岁的女孩出现乳房发育。”常飞说,“我只想孩子健康成长,起码是在我的监护期内能尽量少地接触不安全食品。”

　　不知道能信任谁

　　“不知道能信任谁”,成为常飞一系列“折腾”的理由根源。

　　“企业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但现在一些黑心商人见利忘义,破坏了消费者的信任感。”常飞说。

　　在常飞的电脑里,存着一部由清华大学学者实地调查编撰的《中国食品安全档案》。“即便人人都知道,中国的食品安全状况不容乐观,但当有人把这些资料、数据、现象整合起来时,结果仍然触目惊心。”常飞。

　　在常飞看来,只有让食品生产者感受到“头上时刻悬着一把剑”,才能彻底遏制污土之殇、饮水之毒、米面之灾。

　　常飞也曾相信超市,认为超市会将黑心商人拒之门外。

　　“我只有一条标准,选择最贵的,我觉得价钱高的起码问题少一些。”说到这里,常飞的语速有些加快,略带愤怒地说,“我在超市买的某知名品牌的‘宝宝蛋’,一盒三十多块钱,竟都是散黄的,甚至有几个略带臭味。只要随便看看新闻,就会发现某大型超市水果农药残留物超标、散装米镉超标等。”

　　“大超市、大品牌欺骗了我。”常飞用困惑的语气反问记者,“我们还能相信谁?”

　　“要想彻底安全,只能不吃。”丈夫王毅对常飞的偏激有些不赞同。

　　王毅看到了希望: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食品安全法出台,“九龙治水”的监管模式被废除,一大批官员被问责,卫生、农业、工商、质监等相关部门的新规迭出……

　　为了阻击常飞的“极端”行为,王毅搜罗了大量关于食品安全的利好消息,希望能让妻子稍微理性地看待目前的食品安全问题,而不是全盘否定。

　　对于王毅的“王牌”——新食品安全法,常飞是这样说的:“普通老百姓给予了极大的希望给这部法律,提高不法商贩的违法成本,加大监管力度与水平,能为消费者更好的维权,然而仅仅实施两个月的法律落地情况如何,我们不知道；是否真的有用,我们也不知”。

　　“我不是孤独者,我们小区一岁多的孩子有将近20个,微信妈妈群经常互相推荐信得过的产品,最近一两个月,已经有三四个妈妈成为了我所在农场的会员。68元一斤的海捕虾一抢而空,几乎每个家庭都要,80%家庭的宝宝的零食、奶粉是海淘的。”常飞说。

　　“高价买安全是无奈之举。”常飞说。(本报记者　赵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