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名“黑户”:愿2016年户口簿上能写下我的名字

2016年02月06日 09:09   来源:工人日报   周有强 卢越

  视频:1300万“黑户”待解决 揭秘其日常生活 来源:央视新闻

  【人物名片】

  李雪,全国1300万“黑户”中最有名者之一。家住北京二环边,已经“黑户”23年。

  【法治心愿】

  “户口簿上能写下我的名字”

  从身上斜挂着的白色小包内,拉开拉链,李雪小心翼翼地拿出那本封面上印着金色国徽、刻着“居民户口簿”五个金色方字的红皮本子。

  “李鸿玉,白秀玲,李彬”,这位全国1300万“黑户”中最有名者之一的姑娘,用手指一页一页地掀开本子。当翻到第四页时,她的眉头不禁一皱——这个本该写着“李雪”名字的白纸上,依旧空空如也。

  一束灯光从黑暗中打来,李雪下意识地用手在眼前挡了一挡,半眯起眼睛。

  就在半个月多前,已经“黑户”了23年的她,真正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1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提出要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切实保障每个公民依法登记一个常住户口,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

  而在这此前的23年,户口簿上这薄薄的一张纸,却是李雪一家攀爬的大山。

  因为是超生二孩,交不起5000元的社会抚养费,登记不了户口,李雪失去了一个正常公民享有的权利——上不了学,不能参加社保,无法就医,找不到工作,甚至因为没有身份证,连买盒康泰克都被拒绝。

  为了在户口簿上印下“李雪”这两个字,这家人跑遍了区、市、中央的十多个部门。可一次次诉讼败诉,一次次被驳回,一次次杳无音信,让他们陷入了漫长的失望与等待中。

  从李雪出生起,就为女儿的户口而奔波的父亲李鸿玉,在2014年11月走了。临终前躺在病床上的他,全身插满管子,瘦得只有36公斤。

  3个月前,记者前去采访李雪时,她迷茫地问:“我的‘黑户’问题,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见本报2015年11月7日《寻找“李雪”22年》)

  此后,全国几十家媒体来到她这个藏在破旧胡同深处、“动不动就往下掉土”的家,“白岩松都报道了我3回”。

  1300万“黑户”落户的大门开始被打开。2015年11月21日,公安部召开党委会议讨论解决“黑户”问题;半个多月后的2016年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再次表态要求,“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

  尽管面对过国内十来家电视台的摄像机,这个脑后束着一把黑色马尾辫,穿着一身紫蓝色条纹羽绒服的圆脸姑娘,畏缩着脖子,睁开半眯着的眼睛,将双手插入口袋,看起来还是带着些许害羞。

  半个多月前国务院发文,李雪还是心存忧虑,“没有人联系我。我之前给公安部写的信又转给了北京市公安局。”

  半个多月前,国务院发布《意见》写道:“政策外生育、非婚生育的无户口人员,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和父母一方的居民户口簿、结婚证或者非婚生育说明,按照随父随母落户自愿的政策,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但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还办理不了,“具体政策还没有下来。我们还没收到通知。”

  寻找了自己23年后,李雪还有太多的事情放不下。1月31日,记者在电话里问她:“政策落实下来后,你会带着材料到公安局去落户吗?”

  她却犹豫了起来,“我要先等北京市公安局给我的回信。我希望他们能责令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永外派出所,立即停止侵害我办理户口登记的合法权益。”

  “那你会去吗?”在记者追问下,李雪回答:“我现在还不知道。到时候再看。”

  2月3日,李雪告诉记者,她已经向派出所提出了书面申请。

  站在投影的幕布前,人影打在户口簿翻开的一页空白上。面对即将到来的新年,这位“黑户”了23年的姑娘说:“我希望新的一年,户口簿上能写下我的名字。”

  【人物名片】

  马勇,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2005年以来,他领导其团队受理500多起环保投诉案例,一直在环境公益诉讼的探索路上。

  【法治心愿】

  期待环保执法“钢牙利齿”

  “当前环保工作已经到了非做不可的地步了。”说出这句话时,马勇面色凝重。

  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发会)的办公室,整面墙上都贴着近期被关注的环保案例,包括事发地点、污染情况以及跟进负责人等信息都清晰呈现。

  马勇一边快步走过这面墙,一边说:“就在1月28日,最高法对绿发会提起的腾格里沙漠污染公益诉讼案作出终审裁定,指令宁夏中院立案受理。”语气里难掩激动。

  在这位绿发会副秘书长看来,腾格里沙漠污染公益诉讼之路,在过去的2015年,走得并不容易。

  2015年8月13日,绿发会在宁夏中卫中院提交诉状,起诉8家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污染腾格里沙漠。然而,中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理由是绿发会不符合原告主体资格。

  “出乎意料。”马勇坦言。他和同事发愁:“该怎么证明我们是环保组织?我们都做了30年环保了,这还用证明吗?”

  上诉、二审维持原裁定、提出再审申请,案件终于在2016年1月28日迎来反转。马勇激动地将最高法的终审裁定一字一句念了起来:“最终裁定认为,一审、二审裁定认定绿发会不具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系对环境保护法、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以及环境保护内涵的不当理解所致,适用法律有错误,应予纠正。”

  “这说明我们已不再徘徊在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层面,”马勇声音略有提高,“不能卡在门槛上啊。”

  早在2013年,马勇就去腾格里沙漠做过调查。“废水被一车一车地拉往沙漠排放,全是未按要求做处理的污水。黄沙、黑水对比强烈,十分震撼。”

  从腾格里沙漠回来后,马勇觉得,好像有一块大石头,沉重地压在了自己心上。

  “向沙漠排污,修复难度相当大。加之不了解地下水的走向,无法估量排污对附近居民的用水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这让马勇下定决心,将这场公益诉讼进行到底。

  2015年12月4日,国家宪法日当天,中国绿发会因提起腾格里沙漠污染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作为一个组织当选央视2015年度法治人物,而马勇本人也曾在2009年获得此奖。

  工作节奏并未因荣誉而减缓。马勇他们又开始探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去年环保部采取了公开约谈、限批、挂牌督办等一系列措施,这值得点赞,但我依然期待未来的环保执法‘钢牙利齿’。” 站在腾格里沙漠污染现场的图片前,马勇这样说道。图片上,一根排污管道直接伸进腾格里沙漠腹地。

  【人物名片】

  白泉旺,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检察系统控告申诉领域专家。1980年进入检察院大门,至今已36年。

  【法治心愿】

  对百姓举报贪官,一要保护二要奖励

  和过去36年的每个工作日一样,检察官白泉旺上午8时过,就坐在了检察院控申处那间不大的办公室。一天的工作,从接举报电话、审阅举报信和办理初核案件开始。

  但和过去36年又有些不同的是,这位59岁的检察官,在退休前不到7个月的工作时间里,想着“别懈怠,尽可能多办一些案件”。

  “像我这样干这么长时间的,恐怕并不多。”白泉旺的语气里,能听出自豪。

  白泉旺每天的工作,就是接受群众或单位对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行为的检举和控告,并进行查处。

  沉甸甸的举报信一批批地送往控申处办公室,一年能收到2000封左右。也有群众打来举报电话。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接十来个电话,“每个时间都很长”。白泉旺他们做得最多的,是在电话里反复详细地解释举报程序和要求。

  “常常有群众认为,所有的经济类犯罪都属于检察院管。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或渎职侵权行为,可以找检察院。”白泉旺想了想,换了个说法:“通俗地说,就是检察院管姓‘公’的单位和个人。”

  即便是群众对职务犯罪的理解有偏差,白泉旺仍然感到欣慰,“老百姓面对腐败问题,首先能想到向检察机关举报,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也反映了老百姓法治观念的树立。”

  2015年,官员落马已不再是新鲜话题,但反腐新闻依旧是最抢眼的“头条”。职务犯罪东窗事发,举报的作用举足轻重。有些贪官在落马前,就长期陷入实名举报风波之中。

  在接到的举报线索中,白泉旺对“小官涉贪”现象感悟尤深。“不要看这些是小官,他们直接跟基层广大群众打交道,与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息息相关。在老百姓心中,他们就是‘大官’。这些人不管是贪污、受贿、挪用还是滥用职权,其实是在与老百姓争利。”

  在进入检察院大门之前,白泉旺在部队当了4年兵。“坚持正义”“刚直不阿”是他提到次数最多的词。

  “新的一年,我有两个小的心愿。”白泉旺说。

  “心愿一:去被举报有职务犯罪问题的单位做一次法治宣讲。我想告诉那些手里有权的领导干部,不要认为权力在自己手中就可以滥用,一定要知道权力从哪里来,该怎么用。”

  “心愿二:对百姓举报贪官,一要保护,二要奖励。这样敢于举报职务犯罪的人才会更多,社会监督的力量会更为强大。”

  【人物名片】

  可可,公益网站“宝贝回家”北京QQ群“群管”。2010年成为打拐志愿者。一名8岁孩子的母亲。

  【法治心愿】

  惟愿天下无拐,回家的路永不迷失

  打拐志愿者可可手里捧一杯热水,时而咳嗽几声。她用浓重的鼻音解释:“不好意思,这几天重感冒。”

  但一聊起“打拐”,可可就“停不下来”。

  “有一个孩子,走丢时才3岁。父亲发了疯似的,全国各地找孩子,手机号十几年始终没变。母亲则终日以泪洗面,不久便搬离了充满伤心回忆的家。”

  “还有前几天上《等着我》节目的牛晓朋,与父母失散30年后最终团圆。因为怕养父母受到伤害,特意戴着面具。”可可顿了顿,“30年啊!”

  被拐地点、家庭状况、跟进情况,可可都记得很清楚。每当谈到孩子被拐丢失后,父母寻亲的一路艰辛,这位8岁孩子的母亲忍不住说了几次“太虐心了”。

  6年前的一天晚上,可可在家看电视,当时播出的,正好是一个历经波折的寻亲故事,“看得直掉眼泪”。觉得心里一下子被什么击中了,既柔软,又强烈。年轻的母亲红着眼眶,抱起了身边刚满两岁的孩子。

  第二天,她联系上“宝贝回家”网站,成为了一名打拐志愿者。

  最近一两年,“宝贝回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这个国内第一家也是最大一家针对被拐、失踪儿童的公益网站,9年间通过与公安部及各地打拐办合作,现在,17万名志愿者遍及全国各地,释放出巨大能量。除按省份成立了30余个志愿者联络群外,还按寻人需要,分成100多个工作群。

  可可就是“北京群”的“群管”,但她一直强调,自己只是团队的一分子,所有的寻亲成功案例,都是志愿者一起努力的结果。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就不写我真名了吧,拍照也别露脸了。”

  几乎每天都有寻亲者找到可可寻求帮助。5年的打拐志愿工作,让可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除了不断地倾听、安抚和鼓励,可可觉得更加当务之急的,是带着他们采血,将DNA录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下一步,再一一核实疑似其父母的资料。

  去年6月,一条呼吁“人贩子一律死刑”的消息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刷屏,“但是,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在我接触的案例中,甚至孩子的亲生父母就是‘人贩子’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虽然很难想象,但这是事实。”可可皱着眉,摇了摇头。

  2015年11月1日,刑法修正案(九)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收买被拐卖儿童一律追究刑事责任。“这将从源头上减少拐卖犯罪的发生。”可可说,“这无疑是个利好消息。”

  2015年,“宝贝回家”成功寻亲400多例,差不多“一天找到一个”。 “不管再远,我们也要帮你回家。”几年来,可可脑海里总是浮现出这句话。“惟愿天下无拐,回家的路永不迷失。”

  【人物名片】

迟骋,微电影《时间都留给了谁》男主角。北大人民医院急诊主治医师。

 

  【法治心愿】

  希望医患之间,彼此能多一份信任

  快,快,快,还是快。迟骋不仅走路快,语速快,他所在“急诊室”的节奏也快,连他的名字里都带有“驰骋”的快。

  1月29日,快步穿过满是病床和患者的急诊室,推开门走出,进入更加拥挤的过道,穿着白大褂的迟骋,一转眼便消失在一群“白大褂”中。

  因为出演一部名为《时间都留给了谁》的微视频,这位北大人民医院的急诊主治医师,在2015年着实火了一把。(本报2015年5月16日做过报道《急诊室里不寻常的相见》)

  这部短片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迟骋身上的真实故事——在急诊室上夜班的迟骋,面对走马灯似的患者,忙得顾不上抬头。又迎来一名患者,他低着头问:“您怎么不舒服?”

  患者回答:“儿子,我没有不舒服,就是想让你停一会儿,喝口水。”

  医生猛然抬头,老父亲正坐在面前。原来为了和儿子说句话,外地来京的父亲不得已挂了号,加入了病患排队的行列。

  视频发到网上后,在腾讯上的点击量就达到97.3万次,先后有近十家媒体,来过这个拥挤的急诊室里采访迟骋。

  “这事情真的很小,之所以引起大家的共鸣,是因为它击中了很多同行的内心,让他们压抑的情感也得到了表达。”视频引起的反响,是这位急诊室里的医生一开始也没有想到的。

  “我们每天那么辛苦忙碌,却得不到社会和患者的理解。有时候挺委屈的。” 在医生“压抑情感”的背后,是无奈和辛酸,是近几年来恶化的医患关系。

  就在《时间都留给了谁》被热转的前两个月,迟骋曾被“袭击”过。因为抢救区饱和满员,迟骋需要给一名突发心脏病的患者腾出床位。结果被腾床位的一名洗胃平稳的患者产生误解,以为医生对他的治疗不够尽心尽力,“很意外地,他冲进我的休息室,打了我一个耳光。”

  2015年11月1日,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实施,其中将“聚众扰乱公共、交通秩序罪”,变更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意味着“医闹”已入刑。

  从2011年成为一名内科急诊医生后,4年多来,迟骋几乎没有休过完整的周末,很少有时间陪伴父母,甚至连每年春节都回不去。

  有一回母亲问迟骋:“儿子你选择当医生后,现在这种环境,后悔不?”迟骋回答:“妈妈,我没有(后悔)。”

  在一段视频采访中,迟骋的妈妈说道:“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他(儿子)平安健康。”面对镜头,这位母亲使劲摇了摇头,眼眶里早已含满泪水,“其它的,我都不再要求……”

  在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里,迟骋说:“我希望医生和患者之间,对彼此都能多一份信任。”(本版稿件采写:本报记者 周有强 卢越 摄影:本报记者 王伟伟)

  

(责任编辑:杨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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