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75岁的老人章华琴没有料到，从1958年加入剧团后，她在新昌调腔上一钻就是整整一生，2008年她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称号。现如今，她和77岁高龄的老伴儿，仍然为调腔的发展孜孜不倦地忙碌。
新昌调腔是浙江省重点保护的非遗项目之一。在浙江这块物产丰富、人文荟萃的宝地上，孕育了众多的文化明珠：龙泉青瓷、东阳木雕、昆曲、蚕桑丝织技艺、金石篆刻……目前浙江省共有9项人类非遗项目，217项国家级非遗项目，970项省级非遗项目，7000多项县级非遗项目，位居中国各省份之首。它们构筑起一座璀璨夺目的浙江文化宝库。
浙江省文化厅厅长金兴盛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任何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不能忽视优秀文化的传承。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统文化的底色是根基是条件。
然而，时代潮流下，部分非遗犹如“明珠蒙尘”，令人痛心。如何保护与擦亮明珠，让其在现代焕发新的活力，这是目前政府正在不断思考和实践的事情。
浙江给出了答案：传承、发展、融合。
濒危非遗的“起死回生”法：走出深闺让人识工匠精神助传承
不托丝竹，锣鼓助节，前场启齿，后场帮接……舞台下，观众们享受着历史的穿越，领略新昌调腔曾经的绮丽和芬芳；而舞台上，传承人很清楚，剧种的辉煌正在渐行渐远。
岁月流逝，当代以来，调腔因为种种原因面临失传危险。新昌县调腔剧团团长王莺就曾经历调腔的艰难岁月，“那个时候觉得生活特别困难，连女儿都养不下去。”
即使艰难，但一路走来离不开对于这门技艺的坚守者。
章华琴从17岁接触新昌调腔，如今已是75岁，但依旧在为剧团奔波。只要有空，就去现身指导排戏。
“调腔里面包含的文化、艺术、情感实在是太多了，越深入，越痴迷。我有时候在担心，这600多年的精髓文化要是随着我们这些老人的离世，就这样消失了，那是多大的遗憾啊！”章华琴感慨道。
新昌调腔是一系列濒危非遗的缩影，浙江省级非遗项目“秀洲农民画”曾只有几个画家，国家级非遗项目“西湖传说”甚至只有少数的志愿者传承……
著名作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曾表示，环境的急速变化，非遗的载体与人文土壤在迅速瓦解，并逐渐不能满足下一代的文化需要。
以西湖传说为例，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顾希佳分析道，“不是讲故事的人没有了，而是听故事的人没有了。”
缺少听故事的人，但并不代表这一传统文化就要消失在历史舞台。
浙江省文化厅非遗处负责人吴莘超认为，政府将某个传统文化列为非遗项目，就说明它具备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即使是在现代缺乏市场的濒危项目，政府也会着重去拯救和扶持。
如今，浙江率先实现省市县三级非遗保护工作机构全覆盖。11个设区的市、90个县(市、区)全部建立了非遗保护中心。
拯救式的保护，让一些濒危非遗重新进入现代人的视野，可谓“起死回生”。
嘉兴秀洲农民画就是在政府的帮扶下，从濒危的“病人”变成为如今的“健康人”。
1988年，秀洲区被文化部命名为首批“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2001年被授予农民画领域全国惟一的金字招牌—中国农民画艺术中心，并获得“中国农民画艺术节”的承办权……
嘉兴秀洲区文化馆美术部主任朱琴华告诉记者，通过政府的扶持，农民画在秀洲区创建了7个镇级“农民画创作基地”、26个“农民画后备人才基地”、8个“个人画室”，农民画创作人数达1800多人。
“国家在讲工匠精神，实际就是讲拥有绝技、绝艺的传承人，能够给他们比较好的创作、发展的市场和平台，使他们能够获得最基本的经济保障。”浙江省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王其全说道。
除了让非遗项目走出“深闺”，浙江在非遗传承人的补助上也先行一步。早在2007年，浙江省文化厅和该省财政厅就制定并下发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民间老艺人)补贴实施暂行办法》，对年满65至69周岁的，每人每年给予3000元的补贴；年满70周岁以上的，每人每年给予4000元的补贴。
“政府的支持，让调腔的现状有了非常大的改善，演员们的待遇也得到很大的提升。”章华琴说，调腔理论整理研究也取得了新进展，出版了非遗丛书《新昌调腔》，整理编撰了《调腔专辑》、《调腔音乐综述》等著作。
正如章华琴一样，在非遗传承这条路上，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仍在坚守，在政府和专家看来，这也是一种工匠精神的体现，而新的传承人不仅要传承那份技艺和文化，还要传承这份工匠精神。
生产性保护的“源远流长”路：老遗产带新财富商业化中窥见文化基因
政府的“输血”，让大量非遗文化活了下来。
但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在众多非遗传承人看来，活着是希望这些老祖宗留下的国粹能够走进人们的生活中。因此，非遗在传承之余更需发展。
在浙江东阳，当地一大支柱产业就是木雕。据了解，东阳现有2000多家木雕和红木家具生产企业，近5万从业人员，近100亿元红木家具产业销售额……
这些广为民众购买的木雕产品中，东阳木雕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文化价值增色不少。
“我们(东阳木雕)市场化走的比较好。”东阳市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吴海刚告诉记者。目前已形成东阳红木家具市场、东阳中国木雕城两大交易市场和南马、横店、城北等三大生产基地，木雕、红木家具产业已成为东阳市的主导产业之一。
与东阳木雕类似，在新时代下，作为浙江省级非遗项目的宁波汤团也走起了市场化道路，百年老字号缸鸭狗就传承了宁波汤团的制作工艺，吸引了许多食客慕名前往品尝。
工作日中午，位居杭州湖滨银泰的杭州缸鸭狗连锁店仍旧生意火爆。“我们(宁波汤团)是纯手工艺制作。来吃的客人基本上90%都会点宁波汤团，一天可以卖出近1000份左右。”杭州缸鸭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市场店经理袁家欢告诉记者，今年缸鸭狗会向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扩展，未来还有可能上市。
龙泉青瓷、东阳木雕、开化根雕、长兴百叶龙……浙江非遗在市场化中焕发新的生机。
为了让更多非遗走进人们的生活，浙江省文化厅与该省旅游局签订了文化意向书，与旅游局一同创建非遗旅游景区，2010年出炉了该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经典景区，西溪湿地、宋城、西施故里等均在列。
“文化是魂，旅游是体，文化如果不与旅游结合，就是魂不附体了，这个结合度在浙江还是非常高的。”浙江省文化厅非遗处专职专家祝汉明表示，将非遗与旅游结合是一条保护非遗的有力途径。
不过，在目前的发展中，文化部门也注意到，一些旅游景点在非遗项目的发展上过于商业化，为了迎合游客，改变了传统文化的精髓，比如有些地方将神圣的祭祀也当做旅游资源来开发。
在祝汉明看来，将民俗与旅游结合的时候应该注意把握度，要敬畏、尊重传统文化。
浙江文化部门意识到，许多非遗项目有自己特定的时间、地点和人群，一旦移植到景区就变味了。
因此，在打造旅游景点时，为了不违背文化保护的初衷，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经典景区就把点扩展到村，推出了35个民俗文化旅游村。
“我们从来不排斥(非遗资源的合理利用)，我们只要推动项目发展，在发展当中实现保护与传承，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吴莘超说道。
“从普及的层面，让他们(老百姓)认识非遗，逐步强化保护的意识，和文化自觉的意识。”王其全告诉记者，只有将非遗的产品、作品融入生活，老百姓才能切身体会到非遗的魅力，非遗才能“开枝散叶”。
非遗管理的“运筹帷幄”道：创新管理方式非遗+多样化融合
十多年非遗保护之路的摸索，让浙江文化部门意识到，要让非遗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政府在管理上不能一刀切，需要创新求变。
从2003年开始，浙江就启动非遗普查工作。2007年，该省实施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并有针对性地对非遗进行分类管理。
吴莘超介绍，浙江非遗有十个门类，不同非遗面临着不同的境遇，不同情况的非遗管理办法也应不同。
她将非遗保护分为三个梯队：以龙泉青瓷、东阳木雕等为主的发展较快的为第一梯队；以秀洲农民画、新昌调腔等正在恢复发展的项目为第二梯队；西湖传说等濒危项目为第三梯队。
“针对不同梯队对症下药，实现保护的最终目的。”吴莘超如是说。
于是，浙江省文化厅主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工艺品及相关衍生品设计大赛，这是中国首个非遗手工艺品设计大赛。
在该“非遗+设计”下，浙江100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工艺特色项目和65项濒危项目在全国数十家创意团队的精心设计下重新“焕发青春”。
吴莘超认为，这是浙江文化部门非遗保护管理办法的一种创新方式。
金兴盛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也曾介绍，浙江文化厅与教育厅公布了一批省级非遗传承教学基地，与浙江省旅游局公布了一批省级非遗旅游景区，与浙江省生态办共同推进非遗生态保护区建设，与浙江省民俗文化促进会共同推进传统节日的保护发展等均是创新举措。
毋容置疑的是，新时代下非遗的“青春焕发”，一个非遗手工艺品设计大赛不够，“非遗+设计”也还不够。
于是，“非遗+教育”、“非遗+影视”等将非遗项目加入到各种业态中在浙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继在“2015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华丽绽放后，人类非遗——浙江龙泉青瓷今年再度“赴约”第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春》、《吉祥》、《福·禄·寿》、《吾壶四海》等艺术佳作纷纷亮相，诠释了非遗+影视的创新之路。
“当前，浙江的非遗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当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不负历史的重托，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发扬光大。”金兴盛如是说道。(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