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郑晋鸣 崔兴毅
长三角，一颗璀璨明珠。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提出，“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殷切期许，来自这片土地过往的魅力，更指向未来的潜力。长三角地区以占全国1/26的土地，产出了全国1/4的GDP，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区域。而文化作为长三角共同的精神纽带，其特有的人文地理、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不仅决定着长三角地区的当下，也影响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未来。
交相辉映，一体化发展源远流长
长三角地区先秦时期就属于吴越文化区，长江的万里波涛，太湖的万顷烟波，大运河贯通南北，以水为媒延展的文化圈交相辉映、融通向前，一体化发展的内生动力源远流长。
苏南地区是古代中国粮、棉、油、蚕桑、麻的主要产区和中央政权财赋的重要来源，所谓“苏湖熟，天下足”。“江南文化融汇、开放、细腻的特点，使得苏南人生性柔和，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力强。”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成长春表示，长三角地区孕育的“水文化”与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适应性，直接促使“苏南模式”的形成。
长江、钱塘江东西流向，大运河贯通南北，长三角地区的文化融合由此加深。五代时期的钱塘江是“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钱塘江流域的稻作文明更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了东亚地区的日本、朝鲜等国。如果说，钱塘江流域孕育了浙江丰富灿烂的文化，钱塘江水的澎湃激昂，则赋予了浙江人民勇立潮头、互通共荣的精神内涵。
地处长江下游的安徽，东近吴越，西接荆楚，北邻齐鲁，是南北文化的交汇之地。12世纪中叶以后，徽文化以地域文化的身份，担纲起了传统社会“主流”文化的角色。“在历史上，安徽是江南文化的参与者和创造者，特别是皖南文化和徽商文化，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安徽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孔令刚告诉记者，徽班进京正是沿大运河北上，才诞生了京剧这一新剧种。
沿着水路展开的世界，有阳春白雪，也有烟火人间。宋元时期，“襟江带海”的上海已是“万商云集”；明清时期的上海，虽是松江府辖下的一个滨海小城，但蓬勃之相已然显露，被誉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1843年上海开埠，中西交汇，融合成一种富有独特个性的海派文化。上海市社联主席王战指出：“从江河文化走向海洋文化，上海崛起为现代之城；从承续江南文化到融合欧美文化，上海崛起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吴韵苏风、皖韵徽风和越韵浙风，共同构成江南文化的底蕴，既有善良温和、宽宏通达的品性，又有果敢坚毅、刚强不屈的风骨。“海派文化主要是在高度商业化社会之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依托于市场，又以开新和灵活多样拓展市场。就精髓而言，与江南文化一脉相承，是江南文化的一种新样态。”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武说。
古往今来，东南西北，不同文化在长三角地区“和合共生”，造就了江南文化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作为受吴越文明熏陶、长江河系滋润、西方文化影响孕育而成的区域文化共同体，新时代的江南文化植根于中华文化主脉，内含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情怀，重商致用、兴利济民的经世之风，崇文尚教、儒雅博学的精神追求，海纳百川、开放兼容的广阔胸襟，这就是新时代江南文化的核心要义，直接参与并影响着长三角一体化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返本开新，江南文化的当代转换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
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而言，仅意识到文化储量丰厚、传统相关度高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如何把新时代江南文化中开放包容、敢为人先、尚德务实、崇文重教的精神内核转化为支撑长三角长盛不衰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放、创新、包容已成为上海最鲜明的品格。”十里洋场、百年外滩，操着不同口音、语言的人们观光购物。全球500强企业近300家落户上海，每一分钟就有76.5个标准集装箱在上海港吞吐。首届进博会上，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如约而至，3600多家企业参展，超过40万名境内外采购商洽谈采购。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在上海，中国人能感受到什么是洋气，外国人能认识到什么是中国。
以开放的心态拥抱世界，奉行尚德务实的江苏人总能在转型中把稳方向和速度，实现从“量”到“质”的飞跃。20世纪90年代，江苏抓住跨世纪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关键，积极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结缘”，使“散兵作战”变成“集团军”，由内向型向外向型经济转轨，江苏的开放型经济由此走在全国前列。
文化茂盛之地，也是先进生产力爆发之地。浙江民营经济迅速崛起，从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一家一户的小作坊，到建设大型小商品批发市场、进军海外市场，再到如今电子商务蓬勃发展，支付宝与网购成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敢为人先的文化是浙商不可或缺的根基。
长三角新型工商业经济的兴盛，与江南文化价值取向由尚武好勇到斥力崇文是相统一的。安徽自古就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文化传承。宋元以来，徽州书院发展势如破竹，成为全国书院最多的一个地区。及至今日，安徽首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创造了享誉全国的“铜陵经验”。
互融互通的文化为长三角一体化奠定了深厚基础，过去“由于未形成相匹配的文化和价值认同机制，致使在经济和交通上已紧密捆绑的长三角，很多时候仍表现为‘一大堆联系松散的单体城市’，而不是‘内在联系紧密和对外协调一致’的共同体。”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说。
“一亩三分地”的思维使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出现高度雷同。由于长期各自为战，利益竞争大于合作，在推进科创中心和自贸区建设中，眼光往往“习惯性”瞄向海外，区域内的联动不够，“打开了国门却没有打开城门”。长三角地区“港口接港口、机场连机场”，资源过分集聚，大家“抢米下锅”、无序竞争。
共识之下，只有跳出一城一地狭隘的发展视野，才能实现共赢共享。
在首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上，上海的“老凤祥”与安徽的“文房四宝”做了“对门”，融入互联网基因的沪江教育、江苏火柴实景云、杭州网易云音乐齐聚一堂，长三角文化企业打破地域，共同呈现出“文化+”的蓬勃活力。
在首届江南文脉论坛上，近300位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知名学者对江南文化的思想精髓、时代价值和重要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达成了江南文化研究“无锡共识”，标志着长三角在文化领域深度合作的进一步推进。
不仅如此，不少高校、研究院就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重大政策问题开展联合攻关，设立了面向跨智库合作的专门研究项目，为推进一体化提供了智力支持。
一系列活动，是新时代江南文化创新活力、国际影响力和整体实力的集中展示。
当时若不登高望，谁信东流海洋深。“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城市精神的概括，与新时代的江南文化一脉相承。这既是一种共识凝聚，是沪浙苏皖共同的精神谱系，更是一种发展智慧，是破除掣肘一体化发展的内生动力。
一体化下，以文聚力唱大戏
“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的落地，不仅要把新时代的江南文化编织为文化认同与融合发展的“同心圆”，更要外化于行，以“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大格局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进程。
上海人讲究规矩；江苏人讲求实效；浙江人善于变通；安徽人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唯书、重实利、敢于闯，实践与理论的良性互动，使得务实精神在长三角形成一种左右价值取向的社会氛围。
基于这种务实变通的精神，长三角天然具备了消除机制扭曲阻碍一体化的基因。具体而言，“可以通过行政权力的调整，适度合并行政体或让渡部分行政权力，也可以放开市场进行充分竞争，从而形成经济发展一体化的微观基础，或者在放开市场的同时规范竞争，以建设统一竞争规则来协调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过程。”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说。
“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创新精神是海派文化的一大特点，这对上海发挥长三角一体化的龙头作用尤为重要。在进博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说：“我曾经在上海工作过，切身感受到开放之于上海、上海开放之于中国的重要性。”由此出发，思考总书记交给上海的三大任务：自贸区新片区建设，希望上海在对外开放中有更多制度性的探索；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更多着眼于对内开放协作的制度安排；科创板的设立并试点注册制，是为了打通科技与金融的连接通道。实践证明，只有海纳百川，大胆实践，继续发扬海派文化精神，上海作为长三角创新发展先行者的角色才能越走越稳、越走越远。
一体化的美妙旋律要有不同的分工合作。江南文化有两千多年传承的吴越文化为根基，唯其厚重，故能包容。文化的力量之于城市群，不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在于共识之下的一体化行动。无论是上海的追求卓越，还是江苏的争先领先率先，抑或是浙江的敢为人先，都内含着合作创新之意。这种精神与商品贸易的活跃相结合，导引出了协作共进的敬业精神。
在上海经济学会会长周振华看来，上海和周边长三角城市关系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不是中心与外围的等级关系，不是单纯的接轨和融入上海或者辐射周边，而是合作、平行关系。只有借助和周边的分工协同，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才能提升上来。昆山、义乌、嘉善等，都是分工协同关系。据嘉兴市发改委有关人士介绍，这几年，浙企到上海投资，借上海的人才、金融优势，建起研发中心和投资贸易中心；沪企则沿着G60高速公路，将工厂延伸到浙江……越来越多的企业陆续开启两地甚至三地模式，唱响了“多城记”。
江海之汇，国之重托。奔涌澎湃的一体化浪潮，既是江南文脉同根同源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代文化互融互通的大势所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如同渡河，亦如同攀登高峰，只有发挥好文化的融通、引领、整合作用，才能在久久为功的累积中完成垒石搭桥的历史使命。
《光明日报》（ 2019年03月31日 01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魏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