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河遗址 两段铭文共证北京三千年建城史

　　在克盉、克罍的器盖及口沿内部铸有两篇四十三字铭文，与此次新发现的二十四字铭文相互印证。

　　历经多次发掘

　　逐步揭示北京建城史

　　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镇区北侧，距北京市区38公里。

　　1974年，两座西周大墓的发现让琉璃河遗址走入人们的视野。从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青铜器堇鼎，到首博的镇馆之宝伯矩鬲(俗称牛头鬲)，都出自这里；北京作为燕国都城的面纱也逐步为考古工作者所揭开。

　　由于地下水位高，当年两座墓葬没有进行完整发掘。从2019年起，为了高质量建设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加强遗址展示水平，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多家单位，对M1901(原IIM253)与M1903(原IIM251)两座西周早期墓葬进行了再次发掘，并对琉璃河遗址的城址区和墓葬区开展考古工作，共发掘西周早期墓葬5座、房址3座、疑似城外环壕1条，出土铜器、漆器、陶器、海贝、象牙器、丝织品标本等各类文物100余件。

　　新出土铜簋

　　证明下葬时盖身错配

　　在琉璃河遗址发掘区，有一个巨大的圆形深坑，底部有少量积水。这个曾出土堇鼎的大墓现在编号为M1901，考古人员从中挖掘出一件铜簋，器盖内铭文为“白(伯)鱼作宝尊彝”，器内底铭文为“王公式于成周，王赐圉贝，用作宝尊彝”。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介绍，铜簋与40多年前出土的圉簋纹饰相同，据铭文推断，这两件簋的盖、身在下葬时应是混淆了，整整错了3000年，这也证明了(伯)鱼和圉实为同一人，对于西周的名、字制度研究，增加了确凿的证据。

　　在考古现场展出的青铜面具、兽面形铜饰、成组的铜车马器、镂空有銎铜戈，纹饰精美、细节丰富，均为首次发现，表现出多元的文化因素。镂空有銎铜戈的结构和装饰受到周边多个地区的影响，封顶管銎的结构与北方草原的武器相似，王晶认为这类戈不出自燕地，产地可能在南方。青铜面具、兽面形铜饰等盾饰的使用，包括一手执盾、一手执戈的武士形象，都昭示着M1901的主人身份绝非一般。

　　M1902出土铜卣

　　出现珍贵铭文

　　在M1901和M1903之间，新发现的M1902号墓出土了目前北京所知年代最早的墓葬头箱盖板，在北方地区也较少见。箱内有铜提梁卣、铜尊、铜爵、铜鼎、铜剑、漆器、陶器等，组合丰富。棺椁及人体骨骼均保存良好，椁板上有整只殉葬狗，与狗同出了一件铜铃，该墓是难得一见的完整材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M1902墓内发掘出一件青铜卣，卣中铭文可辨识：“太保墉匽，延宛匽侯宫，太保赐作册奂贝，用作父辛宝尊彝。庚。”根据铭文，推断其大意为：“太保在匽筑城，遂后在匽侯宫举行祭礼。太保赏赐给作册奂贝，奂为他的父亲辛做了这件礼器。庚。”铭文中出现“太保”“墉燕”“燕侯宫”等内容，证明了3000余年前，周王重臣召公，亲临燕都也就是今天的琉璃河燕都遗址所在地，建筑了燕国都城城墙。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雷兴山认为，铭文中的“墉”字，是筑城之意，证实召公亲自来过琉璃河遗址，并在此筑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认为，这篇铭文以无可争议的文字资料实证了3000余年的北京建城史，在世界城市史研究上具有独特价值，堪称北京之宝。

　　青铜卣上的铭文与20世纪80年代出土的克盉、克罍的铭文互为补充，是研究燕国早期历史的宝贵史料。

　　利用新方法新技术

　　实现精细化考古发掘

　　北京市文物局考古处处长郭京宁介绍，本次发掘采用最新的测绘手段、信息记录手段和文物保护技术，对文物进行了精细化发掘。在曾出土伯矩鬲、现编号为M1903的大墓中，这次新出土了多件漆器，可辨识者有三角纹簋、豆等。漆器的发现，弥补了上世纪现场文物保护技术有限的遗憾，对于墓葬随葬器用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文物保护专业人员全程参与考古发掘工作，针对不同材质遗物进行因地制宜的文物保护，对木杆、席痕、朱砂、织物等有机类文物，使用薄荷醇等进行临时加固处理；漆木器等文物采取薄荷醇、石膏、聚氨酯发泡剂等，结合整体套箱快速提取后，迅速置入实验室进行实验室考古和保护修复。

　　为填补以往田野发掘的空白，研究西周墓葬的棺椁规制，考古人员首次采用了从椁室之外向内清理的“破壁发掘法”，对重点现象和出土器物进行1/2清理，重点痕迹留取剖面。清理出多处以往未发现的漆器、织物交叠现象，首次辨识出北京西周青铜箭头的木质箭杆、席纹等。首次成功提取到北京西周早期带纹饰的丝织品，精准还原了出土每件器物的空间位置，为还原下葬过程和丧礼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琉璃河遗址首次在北京的大遗址中建立了网络地理信息系统，将遥感考古、坐标信息、航空摄影、电法物探、勘探和发掘的成果统一到大遗址“一张图”中，建立三维模型，全面收集信息。考古人员还同步开展了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冶金考古和测年、同位素分析工作。

　　新发现成规模夯土建筑

　　燕都“穿井治城”水平发达

　　“我们已经确定了两种墓葬形态，即居葬合一和单纯墓地，对墓地结构和族群分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郭京宁介绍，城内新发现成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4处，大型水井7处。大型夯土保存之好、范围之大，在西周考古中属于前列。大型水井的井圹夯土宽度超过30米，深逾10米，分布在包括城南区域，说明西周燕都凿井技术的水平已经相当发达，大型水井附近存在高等级建筑的可能性非常高。专家认为，这些发现有助于进一步判断城内功能区的分布，了解燕国始封地的规划理念、组织模式和治理能力。

　　“本次厘清的西周墓地范围超出原有认识的墓葬区边界，表明琉璃河城外存在小型聚落，就近埋葬的情况。”郭京宁说，这对进一步了解琉璃河遗址辐射范围和族属分布具有价值，为琉璃河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强大的考古支撑。

　　采用普遍勘探、重点勘探、抽样勘探相结合的方式，完成重点勘探面积约32万平方米，抽样勘探面积45万平方米，发现遗址的保护区域范围为17.3平方公里，远超过此前对遗址的认识。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陈名杰表示，本次考古工作，为了解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分封制、葬制及葬俗、早期城址规划等相关问题提供了众多有价值的学术信息，是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交出的北京答卷。

　　琉璃河遗址所在地区位于太行山脉以东的山前平原，地势西高东低，平均海拔在30米左右。

　　琉璃河燕都作为燕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其地理位置至关重要。琉璃河镇地处南达中原、北通塞外的交通要道上，通过附近的太行山东麓大道，往北可到北京小平原，向南可达中原后方。

　　琉璃河遗址地处大石河北岸的山前剥蚀夷平低台地。大石河发端于太行山山脉，古称圣水，亦名琉璃河、刘李河，自西北方而来，蜿蜒流经燕都的西部和南部，形成一个“L”形的河湾，再向东南方流去。

　　琉璃河燕都选在河道弯曲的河水内湾环抱处，这样的沉积凸岸有利于泥沙的堆积、土壤的形成；水流较缓，有利于取水；凸岸三面环水，可作防御之用。进行建造，选址背山面阳，符合我国传统聚落选址所崇尚的山水环绕的理想环境要素。

　　琉璃河遗址的价值(链接)

　　历史价值

　　琉璃河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记载了周王褒扬太保、册封燕侯和授民疆土的大量事实，为“周王封燕”提供了宝贵资料与依据，证实了该遗址是我国周代重要诸侯国——燕国的早期都城所在地，印证了西周初年周王朝“广封诸侯，以藩屏周”这一重要历史史实。

　　琉璃河遗址在同类遗址中具有罕见的整体性价值。考古发掘成果表明，该遗址是城址、居住址、墓葬址同时并存的遗址，也是大型宫殿基址、城墙基址、刻字甲骨、诸侯墓葬、青铜器五大要素同时并存的诸侯国都城遗址，在全国同类遗址中十分少见。

　　琉璃河遗址的发现是北京地区地理变迁发展的重要佐证。

　　艺术价值

　　琉璃河遗址出土文物具有突出的地域文化特色。出土的青铜器、漆器、玉器、陶器等，工艺复杂，造型丰富，纹饰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表现力，反映出当时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取向，也反映了中原地区、北方地区文化交融的情况。

　　科学价值

　　琉璃河遗址为研究西周早期城市规划、建筑和工艺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琉璃河遗址的城址留存下来的城墙基址、建筑夯土遗迹和各类建筑构件等，为研究西周早期的城市规模和营造技术等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实物资料。

　　琉璃河遗址的青铜器铸造技术与殷商时期一脉相承，但又有所发展和创新，芯撑和盲芯的使用对保证合范的精度、提高青铜器铸造质量和成品率起到了重要作用。

　　——《琉璃河遗址保护规划(2020年—2035年)》

　　琉璃河遗址与燕国(链接)

　　燕国是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北方的一个重要诸侯国，为战国七雄之一。它始封于西周初年，前后历经800多年。

　　琉璃河遗址是周初燕国的封地所在，也是燕国最早的都邑。它是我国在西周考古史上发现的一处同时并存着诸侯国城址和诸侯墓地的遗址，也是一座始建于西周早期的诸侯国都城遗址，是燕国最早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琉璃河遗址的发现，将北京建城的历史追溯到距今约三千年前的西周时期。

　　根据已有的考古成果，遗址遗存主要集中于房山区琉璃河镇的董家林、黄土坡两村，在刘李店、立教、庄头、洄城等村也有零星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