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强调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扩展区域比较空间，激发区域发展活力和效力，推动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和高质量发展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区域政策是重要的调控手段之一。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投资增长乏力、消费增速放缓的形势下，区域政策该如何在促进经济稳增长中建功发力？
在日前召开的“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就“区域政策与稳增长”这一主题深入交流并形成了共识，强调要强化逆周期调节力度，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扩展区域比较空间，激发区域发展活力和效力，推动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和高质量发展。
科学看待地区分化有所加大
近年来，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强力推动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积极的变化。与此同时，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区域发展分化现象逐渐显现，有些省级地区甚至被边缘化。
“从整体上看，虽然近20年来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加快，但与东部地区差距仍然较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全国经济板块中的南北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增速南快北慢，经济总量占比南升北降现象日趋明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魏礼群说。
魏礼群表示，从全局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要深入研究和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用更大的力度推动老少边穷地区努力补齐短板；二是进一步强化资源枯竭地区产业转型和新动能培育，推动其加快发展；三是进一步提高发达地区的经济素质和竞争力，使其继续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和动力。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武汉大学区域与城乡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范恒山看来，当前地区分化主要体现在区域间及其内部分化、地区发展潜能分化、城乡发展分化、地区居民收入分化四个方面。
“比如，从发展潜能来看，有些省份主导产业仍然是‘原’字头、‘初’字头当家，经济结构老化、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增长乏力；再如，各种资源要素大量地向城市倾斜，农村在主体上仍维持着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农村农业现代化既缺乏制度基础，也缺乏有效手段。”范恒山举例道。
如何缩小甚至弥合地区分化？范恒山认为，首先要以分类指导为基本指向，创造性地实施区域政策，要通过细化空间单元增强政策适应性，突出问题导向提高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要强化区域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联动组合。
在实际操作中，范恒山表示，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另一方面要强化对欠发达地区新经济新动能培育发展的政策支持，“通过对口支援、地区间优势互补合作等有效方式，促进发展潜能薄弱地区加快形成新动能，推动其超越落后的产业基础，在构建现代经济体系方面比肩发达地区，逐渐形成全新的产业发展基础”。
城镇化三大新动向值得关注
“当前，城镇化的一些新动向应引起重视，要防止城镇化提前进入停滞期。”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说。
马晓河表示，城镇化的新动向主要体现在“不少城市人口绝对数量开始减少”“许多城市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不升反降”“城镇常住人口占城市人口比重上升明显放缓”三个方面，客观上对我国城镇化进程带来了不利影响。
“究其原因，既有城市资源枯竭、主导产业收缩引起人口收缩，也有城市生活成本大幅提升迫使人口回流、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固化使农业人口市民化受阻等。”马晓河建议，要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对稳增长的积极作用，要采取积极措施防范城镇化提前进入停滞期，首先要解放思想，为外来人口落户创造制度条件；其次要建立一个从中央到地方、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公共成本分担机制；再次要消除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歧视。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表示，当前我国城镇化的上半场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下半场任务仍然艰巨，要以城市群来引领整个城镇化下半场的发展。
仇保兴指出，城市群规划要在尊重“生成”的基础上补“短板”，在基础设施上要共建，在优质公共品上要共享，在生态环境上要共治，在土地、产业等资源上要共用。
“与此同时，还要在尊重‘生成’的现状上接‘长板’。”仇保兴表示，无论是长三角、珠三角还是粤港澳大湾区，完整庞大的产业链和举世无双的企业集群是共同的“长板”。这些“长板”并非由规划“构成”的，而是历经40年积累、通过企业之间的竞争合作逐步“生成”的，城镇化要充分认识“生成”、尊重“生成”。
区域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
“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新时代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表现之一。”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杨开忠表示，当前宏观调控强化逆周期调节，从空间角度来讲，就是要加大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力度。
目前，区域协调发展已从经济布局和区域经济工作的指导原则上升为国家战略，其内涵趋向全面更新。“强化逆周期调节要适应区域协调发展创新趋势，把握重点。”杨开忠表示，除继续加大对老、少、边、穷和资源型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和支持力度外，要精准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规模实质性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实施、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打造世界级科技中心、全球价值分配中心、世界级城市群和超级巨型经济带。同时，要加大东中西部和东北板块协调互动力度，进一步平衡南北方发展。
杨开忠建议，在普遍促进大中小都市圈和微中心圈发展的同时，应适应国家经济核心—边缘地域结构重塑的内在要求，既积极沿主要集聚发展轴线拓展国家经济核心区空间范围，又防止过度扩展国家经济核心区空间范围，将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崛起有序提升为国家战略，形成我国新时代更加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国家经济核心区域格局。
“路径与方法影响着效益，甚至决定着成败。要重视提出优化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和方法。”魏礼群指出，要不断优化区域政策实施的路径方法，细化优化协调区域发展的机制和政策体系，注重形成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体制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序有效运行。
魏礼群强调，要坚持区别对待与公平竞争相结合，大力推进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建立科学规范有序的区域协调发展新体制新机制。同时，要充分发挥重大功能平台的作用，通过区域合作建立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优化配置，推动形成构建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
“只有在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体系完善方面取得更大成效，各地区域协调发展才能更有活力、更有效力、更可持续。”魏礼群说。（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顾 阳）
（责任编辑：宋雅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