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赴藏支教的俞祥棣老师和她先生（第三批赴藏支教的陈耀荣老师）在一起的生活照。
第一批赴藏支教的马联芳老师，上海援藏联谊会副秘书长，在书报杂志上发表200多万字，出版过几十本书籍。
“我和我的战友们激情燃烧的岁月，是我们平凡人生中的一个闪光点，滋生了浓浓的永远割不断的西藏情……”这是一位援藏老师的回忆。在教师节来临之际，一段尘封的历史被拨开了帘幕，曾任上海第一批援藏干部、亚东县长，现为援藏联席会副会长的张兆田告诉东方网记者，从1974年开始，上海普教系统就开展了2年一批的教育援藏，持续了7、8批。第一批有85位老师赴藏，其中，大学老师40名，中学老师45名。孔繁森曾说过，“第一批赴西藏支教的老师是最艰苦的。”东方网记者采访到了几位当年赴藏支教的老师，追忆他们援藏的芳华岁月。
回忆艰难进藏路棉大衣是“传家宝”
俞祥棣，如今已在上海中学教导主任的岗位上退休多年。她曾是第一师范的老师，1974年，她正带着学生在农村劳动，听了援藏动员大会后，二话不说就报名参加了。按照规定支教两年内是不可以回上海，当时才35岁的俞祥棣已有2个女儿，一个6岁，一个10岁，俞祥棣说没有不舍是假的，好在丈夫和婆婆都非常支持她的决定，她才能安心出发。
说起援藏的经历，俞祥棣至今还清晰的记得，1974年的7月13日，上海北站，她和其他老师一起从上海坐火车三天三夜到甘肃柳园，休整2天，卸下行李，然后再坐大巴走青藏公路，经过唐古拉山进藏。车辆在4500多米的唐古拉山出了问题，停留了2个小时，第一批援藏教师之一的程文高老师曾是短跑三级运动员，他爬上车顶帮同事们拿装在轮胎里的氧气瓶，下来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教师们赶紧将他搀扶到车上。当时俞祥棣自己也发烧了，有的老师还出现头痛和呕吐等高原反应。经过一路颠簸，老师们到拉萨已是7月30日。
“你看这张，出发那天，在上海北站穿的还是衬衫，经过青海格尔木时，已是漫天飞雪，大家都已经穿上棉大衣了。”俞祥棣拿出了很多老照片，指着其中一张对东方网记者说。“上海援藏的老师有三个传家宝，一顶棉帽子，一件军大衣，一双鞋子。”话音刚落，俞祥棣的爱人陈耀荣开玩笑地补充说，“这三件宝贝，从俞老师她们开始用的时候是新的，2年支教结束之后需要清洗干净，留给第二批援藏的老师，到我这，已经传到第三代了。”原来，如今78岁高龄的陈耀荣在俞祥棣返回上海后，被妻子口中当地的情况感动，决定“接过妻子的教棒”，在1978年参加了第三批赴藏支教。
在第一师范学校，俞祥棣教的是物理和化学课，为了提高西藏的基础课程教育，她是作为数学老师进藏的，在西藏拉萨中学教师范班（师资培训班），整个班都是藏族孩子，第一年也教政治、教育学、社会发展史等，第二年开始教数学。“如今，原先整个班的藏族学生们都成为西藏各个地方的骨干级教师了。”俞祥棣自豪的告诉东方网记者。
俞祥棣回忆说，上海教师赴藏支教的拉萨中学相当于现在上海的市重点中学，位于布达拉宫后方，当时学生有上千人，老师的宿舍是2、3人一间，学生的宿舍就是大通铺，宿舍全是土胚房，屋顶是铁皮做的，下雨的时候雨滴在铁皮上，声响就如有千军万马一般；地上是泥土地，由于没有取暖设备，冬天室外零下17度，室内也是零下17度。“水力发电经常停电，特别是冬天，只能靠点蜡烛来批作业。平时，饮食大部分是吃青稞馒头，这种材质的馒头入口，都容易黏在牙齿上。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去支教的老师们情绪都很高涨，大家工作劲头很足。”
俞祥棣对东方网记者感慨道，虽然环境艰苦，西藏的学生对老师确是非常尊敬的，特别是对汉族的老师更加尊敬。1975年，俞祥棣成为一个初一班的班主任，全班有65名学生。“这些学生一下课就把我围住了，我讲的故事学生特别爱听，我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学生们全都眼睛睁得大大的，入迷的听故事。”
西藏在心里，从未离开
华谊棋，是一位地理老师，不仅参加了第一批赴藏支教，之后更是参加了第三批、第五批援藏。在第五批支教结束后，他踩着脚踏车从拉萨骑回了上海。60时岁退休以后，出于对西藏的怀恋，他又从上海“千里走单骑”赴藏，翻越几座几千公尺的大山，途经川藏线时，碰到了泥石流，道路中断，只好将身体和自行车一起绑着用溜索通行，过后背着自行车穿过塌方区，一路上有石块跌落，最终通过了“火线”骑车来到了拉萨。
马联芳，同是第一批赴藏支教老师，如今他已经是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上海援藏联谊会副秘书长等多个头衔，他在支教的时候带的是拉萨中学76届的一个高中班，“那批学生学习非常认真刻苦，如今这些学生都发展的不错，有的还成为了北京大学的教授。”
谈到当时的气候，马联芳说最大的印象就是沙漠化严重，每年春秋冬三季，每天都会刮风沙，他回忆道，“看着西山口发黄了，就知道再等几分钟就要刮风沙了，风沙来临的时候，人只能倾斜着走路，否则会被风刮倒，学生们只能冒着风沙骑着自行车或步行去学校上课。”马联芳告诉东方网记者，当时他曾带着学生去参加劳动，遇到风沙大时，吃饭必须得动作迅速。“一阵风沙来之前，一定要把饭盒盖好。”马联芳做了一个盖饭盒动作，“等风沙过了再迅速打开饭盒吃一口，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吃到风沙饭了。”
在参与第一批赴藏支教的老师中，程文高老师当时是语文教研组长，在援藏期间还参与才旦卓玛的歌曲创作，在支教回沪之后成为特级教师，后来还编写教材，教学深入浅出，感情很投入，“每次西藏的学生来找我碰面，一定会叫上程老师，嘿嘿，他的粉丝非常多！”马联芳讲到这儿笑着乐出了声。
1975年，中国登山协会组织攀登珠峰，女登山家潘多和队友们攀登成功后回到布达拉宫广场参加了庆祝大会，作为西藏人民欢迎登山英雄的活动，马联芳和程文高当时带着锣鼓队在庆功会上敲锣打鼓，由于音乐节奏和西藏当地不同，颇受老百姓关注。回到上海后，为了能继续为西藏出点力，马联芳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到上海图书馆，根据时间线索搜集资料，最终写出了《潘多传》一书。
时代烙印：不考虑个人利益
“藏族孩子非常淳朴，对我们特别有情谊。”俞祥棣和学生们就像朋友一样。如今，很多学生到上海来，都会来看望她，师生感情非常好。俞祥棣说，1974年其实有很多老师报名援藏，虽然最后去的是她们，但在当时那个时代，想要援藏的老师没有很实际的考虑，一股激情，只想着，要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这一生做了一辈子教师，很平凡，到西藏去支教的这两年成为了生命中的一个闪光点，是值得自豪的事情，所以有了西藏情节，非常怀念那段时光。”两鬓如霜的陈耀荣诉说着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但俞祥棣告诉东方网记者，陈耀荣身子骨一直比较柔弱，年轻时还得过肺结核病，在西藏支教的两年里，他的母亲去世了都无法赶回来，成了一辈子的遗憾。
俞祥棣在采访中一直提到，其他援藏老师由于身体不适更不容易，比如，刘诚老师在西藏2年里，一直出现高原性心脏病，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工作非常努力；丰忠汉老师在来到西藏之后，由于缺钾，当时两只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走路很困难，但仍旧坚持上课。
“虽然艰苦，绝不后悔，这两年时光给生命添了光彩，经常会想念那里的学生和老师，如果还有机会，还想去西藏。”俞祥棣说。
马联芳在《雪域流韵》一书中写到，“在高原的日子里，我并没感到西藏的奥秘和神奇；但当离开以后，却会心心挂念，西藏就像一团一团神秘的火光，钻到我的心里，越来越放射出光芒。”这，大概是所有援藏老师们的心声吧。
（责任编辑：杨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