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我国发布首份反家暴刑事司法指导意见。人大会议发言人傅莹同日对媒体表示，我国正在制定首部《反家庭暴力法》。家暴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焦点。据省高院发布的家暴调研报告显示，我省早在2010年就试点推出了“人身保护令”，然而却因取证、执行难等原因遇冷，4年来仅发出了61张。
4年仅发出61张保护令
记者昨日从省高院获悉，从2010年9月起，我省开始在部分基层法院试点推行“人身保护令”。2013年3月12日起，我省开始在全省法院推行。
然而，这支被誉为遏制家庭暴力的“尚方宝剑”却未能完全发挥其效。据省高院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8月份，全省法院4年来仅发出了61张“人身保护令”。
2010年9月，庐阳区在全市率先启动家庭暴力案件“人身安全保护令”试点，3年多来，庐阳区法院仅发出了一张“人身保护令”。
该院相关法官表示，“人身保护令”少有人问津，在发出首张“人身保护令”之后，再未发出第二张。据了解，虽然前来法院咨询相关事宜的人不少，但最终的申办者却没有。
更多受害人选择忍气吞声
记者从合肥市妇联拿到一组数据。据相关统计，关于家庭暴力的投诉，合肥市每年大约有200起。根据另一项基层法院的调研数据显示，家暴受害人寻求公安机关帮助的不超过5%，寻求当地妇联支持的更少。
2013年，全国妇联曾组织了一项抽样调查，被调查的公众中，有16%的女性承认被配偶打过，14.4%的男性承认打过自己的配偶。由此推算，家暴现象存在更多“隐性”。
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律界人士表示，看到“人身保护令”遇冷的现象，心中不免产生隐忧。在他看来，不景气的数据背后，表明当下仍然有不少家暴受害者选择了忍气吞声，不愿申请这把“保护伞”。
该人士分析，不少受害人的观念相对保守、传统，担心“家丑外扬”，不愿揭露自己的伤疤，打断牙往自己肚子里咽。此外， “人身保护令”的申请必须依附于离婚诉讼，而许多受害人并不想离婚，这也是受害人选择忍气吞声的原因之一。
取证难致家暴难以认定
省高院民一庭法官王惠玲向记者表示，不少家暴案件中，发现受害人普遍缺乏取证保护意识。省高院去年调研抽取了800件离婚案，家暴案件为183件，占比超过两成。然而，最终能认定家暴的却只有36起。
王惠玲表示，家暴发生在家庭内部，缺乏目击者，保留证据难。进入诉讼阶段时，往往出现无法举证的尴尬。省高院调研报告还进一步指出，不少受害人总以为“家丑不可外扬”，面临家庭暴力时，宁愿选择隐忍，也不愿让外人知晓。
此外，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婚姻纠纷案件的审理多依据《宪法》、《婚姻法》等法律规定，侧重于原则性的规定，对家庭暴力等缺乏具体的操作规定。王惠玲法官进一步指出，“人身保护令”需要公安机关等单位的支持和配合，但这方面缺乏法律依据。
延伸阅读
社区婚姻医师一年接诊42例家暴
2014年3月，瑶海区妇联与合肥市婚姻家庭咨询师协会合作，试点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设立婚姻家庭服务中心，已经先后接待了48例求助者。其中，42例求助者长期遭受家暴，都是女性。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暴力还并不是引发家庭产生婚姻危机的唯一因素。据该中心调查，42户家庭暴力受害者家庭中，超过七成的男性一方，还同时伴随着婚外情、赌博、酗酒或吸毒等问题。另外不足三成则与财产纠纷、性格不合、观念冲突等矛盾有关。
“从根本上说，除了精神因素，家庭暴力的施害者，主要与其自身的受教育程度、文化修养有关，但是，诱发家庭暴力的因素却相对复杂。”合肥婚姻家庭咨询师协会会长刘学林介绍说，42例家庭暴力受害者，其中，九成夫妻双方学历都在初中及以下。
“人身保护令”
禁止被申请人殴打、威胁申请人或申请人的子女及特定亲属； 禁止被申请人利用骚扰、跟踪等手段，妨碍申请人或其子女、特定亲属的正常生活； 禁止被申请人对其未成年人受害子女行使监护权或探望权。
除了这些，“人身保护令”也有一些看起来很新颖的内容，如：禁止被申请人在距离下列场所200米内活动：申请人的住所、教育机构、工作单位或其他申请人经常出入的场所；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有效期间，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处理价值较大的夫妻共同财产；有必要且具备条件时，可以责令被申请人暂时搬出双方共同的住处等。
（责任编辑：袁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