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说 从唐古拉山脉发源，在上海崇明岛以东注入东海，6300公里的长江，滔滔江水奔流一如往昔。不过，滋养中华文明的长江流域，它的发展轨迹，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长江经济带是中国开发历史最久、人口经济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高强度的开发建设和高密度的人口产业布局，对区域自然环境的干扰强度越来越大。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强调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明确要用绿色发展理念来打造长江经济带，走出一条发展新路。
在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上海可以做什么？一方面，上海位于长江出海口，看上去，是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的“末梢”，长江环境污染时，上海是受害者，环境质量提升时，又成为受益者；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长江经济带经济最发达、资源配置能力最强的城市，上海绝不仅仅只是“受害者”或“受益者”，在修复长江生态系统、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过程中，上海需要成为举足轻重的推动者和贡献者。
“上海可以着力在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生态环保、交通设施等领域深化与流域省市的合作，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表示。
■ 本报记者 徐蒙
肖林 现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金融管理学博士。曾在国务院研究室作为起草组成员，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文件起草。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与资产管理、宏观经济分析与公共政策、战略管理。主持研究100余项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其中《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等10余项重大课题获省部级以上研究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发表论文500余篇，出版专著13部。
既要“快思维”
也要“慢思维”
2015年，长江经济带产出GDP30.6万亿元，每平方公里地区生产总值约为1490万元。目前长江经济带已基本形成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为重点工业部门的产业集群。
然而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报告指出，近年长江经济带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高强度开发也造成了大量资源消耗，整个经济带土地开发强度高出全国平均开发强度2.5个百分点； 能源消费总量高达16.2亿吨标准煤，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36.4%；用水总量达2651亿立方米，其中工业用水为856亿立方米，分别占全国用水总量的47.3%和工业用水量的60.8%（2013年数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任务之一就是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目前主要形成由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化工产品、钢铁及其相关制品等为主的产业结构，重化工业沿江布局特征明显。高强度开发造成大量资源消耗，整个经济带土地、能源、水资源开发总量均超过全国其他地区的平均消耗强度。环境日益恶化、资源利用枯竭的状况要求下一步的发展要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肖林指出，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去产能”、“调结构”和“制造业绿色转型”同步推进，是优化经济结构的理想目标。特别是对于长江经济带中亟待“去产能”的钢铁、煤炭、水泥、建材等传统的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这些举措更需要同步推进，而生态文明建设，恰是关键一着。
“所以，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其意义不止在生态本身。”肖林认为，长江经济带的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将环境污染的成本内部化，防止过去高污染低成本的发展模式再次发生，因此，“创新和建立激励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是中国制造业绿色升级的着力点”，也是长江经济带下一步的重点发展方向。
肖林表示，在这一背景和时机下，上海融入长江经济带的发展，需要着眼战略全局、切合实际，发挥引领约束功能。上海要用“快思维”做好保护生态环境、建立统一市场、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同时用“慢思维”做好科学利用水资源、优化产业布局、统筹港口岸线资源和安排重大投资项目。
“‘快思维’和‘慢思维’的本质，是更多地注重进一步处理好长江经济带中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的关系。”肖林表示。
从“104”出发
向“6300”延伸
建设长江经济的生态文明，修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最根本的出发点在于生态环境，是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报告指出，在长江经济带区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良好的资源环境基础。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全球第三大河，拥有占全国2/5的淡水资源、3/5的水能资源储量以及丰富的水生生物资源。长江经济带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巨大。长江是重要的珍稀水生生物物种基因库，鱼类资源丰富。长江经济带生态系统类型多样，自然生境具有明显的地带性，植被类型丰富，生物多样性程度极高。
上海拥有长江岸线的长度为104公里，约占总岸线长度的1.65%。长江在上海境内流经宝山、浦东和崇明三个区县。长江上海段平均过境水量9335亿立方米每年，是长江黄金水道中通航条件最好、江海船舶密度最大的区段。可以说，上海历史上一步步的发展，始终离不开长江母亲河的哺育，长江的清与浊、流域生态的治理与污染，都与上海息息相关。因此，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是上海的责任，也是上海的未来发展的基础。
“上海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首先需要坚持绿色发展的理念，以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作为底线，把控制和治理长江水污染摆在突出位置，应建立健全长江水环境联防联控机制，构建沿江绿色生态廊道。”
对于上海自身来说，104公里的长江岸线，每年过境的9335亿立方米长江水，都是保护的重点。着眼当前，上海可以积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好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水土流失及岩溶地区石漠化治理、退耕还林还草、水土保持、河湖和湿地生态保护修复等工程，增强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生态功能。
上海还应积极参与解决长江水污染防治、长江河道疏浚、森林覆盖率下降等问题，保护和修复流域生态系统，推动流域绿色生态、循环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在环保部统筹协调以及UNEP等组织协调下，上海可以探索建立具有国际水准的环境监测网络，优化提升区域生态环境。上海还可以研究开展生态补偿制度，探索建立资源有偿使用、环境污染补偿等制度，充分发挥碳交易市场作用，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可持续发展。
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上海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不光是将目光聚焦在流经上海的长江水，更要着眼6300公里的整条长江，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进行协调、作出贡献。
“上海市作为长江流域的下游和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一方面作为水资源的受益方有能力为上游地区提供必要的生态补偿，另一方面对长江水资源也有着更高的质量要求。”肖林表示，上海在“十三五”时期，可以主动开展围绕长江流域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工作的研究，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探索建立可行的上中下游开发地区、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框架。
在国家层面成立长江流域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合作机制的框架下，上海市还应该积极发挥其在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方面的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可以由上海市政府层面牵头或倡导，成立由企业、行业和产业组织等市场主体为主导搭建的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合作平台。例如推进成立“长江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集团”，探索推进完善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长江流域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市场化机制，推进长江流域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市场化运作。
绿色的长江
背后是高效率的市场
长江经济带的高强度开发、资源的过度消耗、生态环境的破坏，其背后是更深层的社会经济问题。长江上中下游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重复雷同产业导致要素配置效率不高等矛盾，从根本上影响着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
“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通过促进要素在区域之间流动，增强发展统筹度和整体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肖林表示。
开放，是上海最大的优势，也是推动长江经济带要素配置效率提升的最有效途径。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报告提出，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上海可以充分发挥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示范和带动作用，着力推进海关监管创新、航运功能拓展、服务平台搭建等工作，深化长江流域改革开放。
航道畅通和关检直通是眼下的一个突破口。上海可以着力提升“江海直达”效率，与湖北及重庆港口管理部门，突破“江海直达”示范船型关键技术攻关，实现洋山港对“江海直达”船舶预留特定泊位等。
上海还应着力打造长江流域航运公共服务平台，联合国家层面的主管协调部门和沿线省市的交通及港口部门，推进航运企业集聚区、航运投资平台、航运专业信息网络平台以及国际合作等工作。
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将成为推进长江经济带要素配置效率提升的一个重要契机。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建议，可以通过合力打造东中西联动的创新驱动带，增强上海对长江沿线省市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支撑功能。
其中，一是打造沿江科技创新公共平台。由上海牵头沿线省市科技职能部门，整合沿江科技创新园区、孵化器和研究机构等科技创新资源； 建立各地科技园区的信息沟通协助机制，建立“产品试制、咨询服务、技术支撑和资源对接”为一体的服务模式，打造开放性公共创新平台。
二是联手打造区域项目、载体和人才高地。联合攻关长江经济带重大项目，实现率先突破和引领攻关；牵头推动长江沿线科技合作平台建设，搭建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共享流域科技资源； 通过内外联动发展沿江高新技术园区，带领形成符合全球产业发展趋势的创新产业集群； 通过服务支持长江经济带人才培养，打造国际化人才高地。
什么样的产业
决定长江经济带的“成色”
面临经济新常态的大环境，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长江经济带的长远持续发展，与中国正在进行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密不可分。而发展什么样的产业经济，怎样调整产业结构，向什么方向转型，也成了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必须厘清思路、辨清方向的关键问题。
在绿色发展和生态优先的导向下，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首先需要按照“提升优化一批、梯度转移一批、关停淘汰一批”的思路，优化存量，化解过剩、实现转型。特别应推动石化、钢铁、有色金属等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沿江炼化一体化和园区化发展，提升油品质量，加快钢铁、有色金属产品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
当生态规划作为开发建设的“硬杠杠”，节能低碳作为环境保护的“硬任务”，绿色环保作为项目引进的“高门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一定会成为长江经济带产业经济的主流。
当清洁生产试点广泛设立，当从生产设计、能源与材料选用、工艺技术与设备维护管理等生产服务的各个环节都实施全过程控制，一定会让长江经济带的产业从源头减少资源的消耗，控制污染的产生，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
肖林指出，上海利用自身产业优势，可以深化长江流域园区与产业合作，大力发展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友好型产业体系。
上海可以联合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在总结上海园区跨区域合作的基础上，提升长江流域园区与产业合作对接会的影响力，共建国家级示范开发区，建立合作对接的长效机制，解决沿江园区和产业无序发展的问题。
上海需要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合作模式，要鼓励服务业走出去，尤其要加快推动金融保险、融资租赁、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向长江中上游拓展和延伸。其中，可以鼓励上海大型基础设施投融资企业和工程建设企业积极走出去，参与中西部区域的投资开发建设；可以完善企业走出去服务体系，建立“走出去”专项资金，完善信息、法律与咨询等服务。
区域旅游合作也有望成为长江经济带新的产业亮点。可以由上海牵头，定期召开沿线主管部门、大型旅游企业参加的长江经济带旅游工作会议，共同开发旅游产品和线路，建设区域旅游合作联盟。上海还可以积极发展“互联网+旅游”，支持有条件的旅游企业进行互联网金融探索，鼓励民营资本打造在线旅游企业第三方支付平台。
黄金水道之变
离不开“协调”二字
从产业结构调整到污染治理，长江经济带要真正地改头换面，实现绿色发展，单靠一座座城市“各扫门前雪”，不可能成功。合作机制、协调能力，将成为长江经济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指出，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建立利益协调共享的合作机制。首先要加强长江经济带的规划衔接，着力建立统筹协调、规划引领、市场运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在这一领域，上海可以牵头探索构建长江经济带省际利益协调机制，依托现有的长三角联席会议、长江黄金水道推进工作机制，发挥长江经济带城市协调会的作用，构建长江经济带省际利益协商机制。上海应加强与国家相关部委的联系与合作，统筹协调长江经济带的规划、政策和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上海还可以探索建立省际合作交流对接的工作机制。可以发挥上海各地办事处、合作交流办的组织与协调作用，建立定期工作联系与沟通机制，采用召开产业对接会、编制各地产业需求目录等多种方式，加强产业协作配套、招商引资等方面的联动发展。探索与完善区域园区和产业共享合作的利益分享机制。
在修复长江生态系统过程中，激励和约束机制可以同时推行。
激励方面，上海可以推动绿色化技术合作创新，助力长江经济带产业清洁发展。可以鼓励在沪大型重点用能单位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和管理经验，组建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支持节能服务公司拓展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业务，提升沿线节能水平。可以发挥上海在产业结构调整、生产技术上的优势，加强对沿线各省市的技术支持与交流合作，在长江经济带内扩展清洁生产的广度和深度，支持长江中上游地区产业的绿色化转型。
约束方面，上海可以与流域省市一起，着力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引导、规范和约束各类经济行为。可以创新长江生态保护的管理协调机制，争取设立专门负责长江流域环境保护合作的委员会，打破行政区划，统筹规划区域生态环境建设。可以争取国家部委支持，建立环境保护合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通报和交流、研究区域环保合作的重大事项。
在具体环境问题应对方面，可以建立和完善以上海为龙头的环境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和污染控制评价体系。建设完善长江经济带地区水和大气环境自动监测网络和信息共享机制。实行重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区域会商机制，完善污染防治协调处理机制和污染应急处理机制。加强环境污染防治技术、防治模式交流合作。探索、推动长江经济带沿线各地区、大型央企等共同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探索长江流域产业筛选评价标准，共同构筑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