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当前，长三角三省一市不仅在电子信息、大型成套设备、海洋装备、生物医药、精品钢材、精细化工等原有支柱产业上名列世界前茅，而且在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电子商务、物联网以及新型网络等产业上异军突起。从早期的“上海经济区”，到15个兄弟城市年度协调会，再到四省市主要领导年度座谈会，以及长三角合作办公室的正式运作，一体化水平不断提高。新时代，长三角要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需要在更高水平、更高能级上整合资源，充分发挥整体优势，实现更高质量的协同发展。英国伦敦城市群协调一体化机制建设，主要通过新的行政架构来推进。美国城市群一体化协调机制主要有四种：一是建立有权威的大都市地区协调机构。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当前，长三角三省一市不仅在电子信息、大型成套设备、海洋装备、生物医药、精品钢材、精细化工等原有支柱产业上名列世界前茅，而且在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电子商务、物联网以及新型网络等产业上异军突起；不仅是吸引外商投资的聚集地，而且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策源地。同时，民企、外资和国企等各种经济成分在长三角纵横驰骋，地方政府持续互动、良性沟通。从早期的“上海经济区”，到15个兄弟城市年度协调会，再到四省市主要领导年度座谈会，以及长三角合作办公室的正式运作，一体化水平不断提高。新时代，长三角要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需要在更高水平、更高能级上整合资源，充分发挥整体优势，实现更高质量的协同发展。
经验借鉴
60多年前，法国经济学家戈特曼总结大城市发展规律，提出“极化成长理论”：由于具有多种优势条件，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要素资源越来越集聚在某一个城市，使得该城市迅猛发展成为特大型首位城市。然而，从全球城市群发展的最新趋势来看，这种孤城独塔式的“极化”发展现象已有很大变化。在新科技、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发生变革的大背景下，兄弟城市间越来越容易共享群体资源，“多点极化”和“群体共进”局面正在形成。
英国伦敦城市群协调一体化机制建设，主要通过新的行政架构来推进。早在上世纪40年代，为防止伦敦过度膨胀，英国方面就制定了《绿带法》，要求在伦敦周围建设环城绿化带，并把伦敦大都圈分成三个圈层：市中心、内伦敦、外伦敦，并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但是，伦敦的“极化”发展仍不可阻挡，而大伦敦地区内部互不隶属的行政管辖反过来限制了协同发展。为此，1964年“大伦敦议会”顺势成立，以强化协调。可实践中，它又与许多管理机构发生矛盾，并进一步增加了行政成本。到撒切尔夫人主政期间，“大伦敦议会”又被撤销，大伦敦地区正式分成32个自治区和伦敦市，在各自管理的基础上由环境部负责协调。1994年工党执政后，在各大区域设立“政府办公室”，作为中央政府的协调机构。其中，“伦敦政府办公室”专事大伦敦区域的协调。不久，又成立“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2000年，成立“大伦敦市政权”，负责大伦敦地区的协调。
美国城市群一体化协调机制主要有四种：一是建立有权威的大都市地区协调机构。例如，1967年设立“双城大都市区议会”，协调圣保罗和明尼阿波利斯两城市。二是成立地方政府协会。多个相邻的地方政府之间，设立得到联邦和州政府支持的横向协会。这是具有官方色彩、松散型的地方行政法人组织，有规则章程，并有董事会等常设机构。三是设立专项协调机构。例如，1957年成立的华盛顿大都市区委员会，覆盖哥伦比亚特区、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的18个县市，经费由联邦和州政府拨款，成员政府作一些分摊。四是地方政府之间的专项协议。这是较普遍采用的区域协调方式，主要运用在重大公共设施建设、社会治安及环境保护等领域。
努力方向
国外城市群的一体化机制建设各有特长，不少经验值得借鉴。事实上，一体化发展是城市群协同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普遍规律，高水平的城市群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同城化的概念。长远来看，城市群迈向经济社会的区域共同体是大势所趋。具体来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迈进：
第一，思维理念上提高，战略层次上提升。要进一步营造协同一体化发展的舆论氛围，确立共荣共赢共享的理念，摒弃一城一地的狭隘观念。同时，要进一步服务全国，主动将地方、区域战略对接国家要求和战略。
第二，体制上完善。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和特色功效，打造更有权威、更有效力的决策机制。可提升四省市主要领导座谈会机制，使之成为由中央领导主持的协同一体化年度会议决策机制。在省地市乃至邻县等不同层次上，要进一步完善多层次地方协同机制，可适时强化常设协调体制，使之完善功能、更有影响力。
第三，运作机制上创新。要进一步创新和完善规划机制，不仅由国家编制长三角整体发展规划，而且要编制区域大交通、生态环境治理、重大产业发展、科技研发和社会治理等一系列重要专项规划。要大力推进地方法规的对接协同，避免各行其是乃至无谓消耗。在重要产业、重要行业领域及企业层面上应创新协同一体化机制，可创设长三角行业协会联合会、商会联合会、产业联盟、企业家协会联盟、科研联盟、教育联盟、旅游联盟和医疗联盟等；对接地方政府的重要基金及其运作机制，创设专项财政支持机制，使长三角协同一体化机制的运作更具保障；创新研究咨询机制，使决策更科学化、更有系统性。
（作者为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发展研究院原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魏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