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脉络
新津?桥津上街
从西汉至现代，我们的先人在这里留下了生活的痕迹
汉
灰坑20余个，灰沟8条，房址9座。有西汉时期典型陶器如釜形鼎，折腹钵，釜，瓮，凸棱纹盆，甑，卷云纹瓦当，菱形花纹砖，半两和五铢铜钱等。
唐宋
有排水系统、灰坑、灰沟和房基。遗物有圈足碗、黑釉盏、酱釉罐、五足香炉、三彩器等。
明
遗迹主要是房址F1。房屋主体为木结构建筑，以F1为中心，房子周围发现有石条垒砌的水井，灰坑，排水沟等与房子有关的生活配套设施。
清
主要是墓葬，已清理24座，出土遗物有酱釉罐，碗，花卉纹杯，葡萄纹盘，“永乐年制”伪托款杯，玉璧底碗等。
近现代
遗迹发现有灰沟，灰坑，发酵池等。出土遗物有酱釉灯、彩釉咖啡杯、“农业学大寨”瓷碗勺等，还有不少子弹壳和弹头。
泥土一层一层被揭开，10个月的时间，让成都新津县桥津上街遗址的历史脉络逐渐清晰。
从去年开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就在这里发现了不少遗迹和遗物，从汉代一直延续到了近现代。到今年6月，考古队员已经基本厘清了该遗址的历史变迁：早在汉代，这里就已经形成一处较大规模的聚落，到了东汉至六朝时期，洪水经常肆虐形成数层淤积土，这里的居民开始迁离。在隋唐时期，新津县城迁至此地，元明时期此处仍有大量居民。直到清代，这里开始变为墓葬区，民国时期因五津机场的修建该地再次繁荣起来。
发掘过程中，一处面积约150平方米左右的“餐馆”让人眼前一亮。“里面有大量的出土器物能够证明它具有商业用途。”考古人员推测，占据南丝绸之路上的地利，这里早在汉代就比较繁华，这也是首次在成都平原发现汉代具有商旅坊肆性质的房屋遗迹。
出土文物丰富 从汉代延续到近代
桥津上街遗址位于新津县五津镇，地势平坦，西侧紧邻岷江干流金马河，因曾为新津县治所在地，故至今仍有“新津老县城”之称。为配合工地施工，从去年9月开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就在这里进行发掘。
在近现代遗迹发现有灰沟，灰坑，发酵池等。出土遗物有酱釉灯、彩釉咖啡杯、“农业学大寨”瓷碗勺等，还有不少子弹壳和弹头。而在清代遗迹主要是墓葬，已清理24座，大致可以分为石室墓，砖室墓和灰椁墓三类。出土遗物有酱釉罐，碗，花卉纹杯，葡萄纹盘，“永乐年制”伪托款杯，玉璧底碗等。
明代遗迹主要是房址F1，房屋主体为木结构建筑，残留有多个方形和圆形柱础，柱础内填鹅卵石。以F1为中心，房子周围发现有石条垒砌的水井，灰坑，排水沟等与房子有关的生活配套设施。“F1上叠压大量建筑构件，有琉璃釉瓦当、兽面纹瓦当、‘王’字瓦当、筒瓦、板瓦、滴水及大量生活瓷器。”据发掘现场负责人杨洋介绍，从这些构件也足以看出，房屋等级较高。
而在唐宋时期遗迹发现有排水系统、灰坑、灰沟和房基。排水系统经过精心规划，与南部河道相接，系先挖基槽，然后用石板砌筑，顶部覆盖石板，现大部分已经被晚期人为活动破坏。唐宋时期遗物有圈足碗、黑釉盏、酱釉罐、、五足香炉、三彩器等。
“此次发现的汉代遗迹最为重要。”杨洋说，目前桥津上街安置房项目汉代遗址发现灰坑20余个，灰沟8条，房址9座。通过仅存柱洞和基槽和卵石堆积、瓦片等建筑构件发现较少可以推测，这些房屋屋顶以覆盖茅草为主。遗址主体时代为西汉时期，发现有西汉时期典型陶器如釜形鼎，折腹钵，釜，瓮，凸棱纹盆，甑，卷云纹瓦当，菱形花纹砖，半两和五铢铜钱等。
汉代商旅坊肆性质房址
成都平原首次发现
据考古人员介绍，此次考古项目是迄今为止发掘面积最大的汉代遗址。“其中发掘的房址F7比较有意义。”杨洋介绍，这一处遗址面积约150平方米左右，门道处铺着卵石，进去之后能够看到陶器的堆积区，房址西侧一边发现有卵石砌筑包边的挡墙，排水设施由西北通向东南方向的古河床。
房屋中心留有大量的灰烬堆积，是烧火留下的灰烬，旁边十多米还发现有陶灶。“由于洪水肆虐，遗址上方形成了一米左右的淤积，这也使得遗址保存比较好。”杨洋说，目前推测这里是汉代商旅坊肆性质的房址，有可能就是一个餐馆，这也是成都平原首次发现汉代的具有商旅坊肆性质的房址，由此也可以推断出这里在当时还是比较繁华。
通过此次发掘，考古专家也基本厘清了该遗址的历史变迁。汉代已经形成一处较大规模的聚落；东汉至六朝时期洪水经常肆虐形成数层淤积土，居民迁离；隋唐时期，新津县城迁至此地；元明时期此处仍有大量居民；清代变为墓葬区；民国时期因五津机场的修建该地再次繁荣起来。
“这次发现的唐宋时期大型庭院基址，相关配套建筑设施（水井，排水系统等）和大量遗物等为确认新津隋唐县城遗址提供了重要依据。”
为研究成都平原居民生活
提供参考
洪水肆虐，汉代地层之上有厚约一米的洪水淤积层，这反而对于汉代堆积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从目前出土的汉代遗迹和遗物来看，这里应该有一处较大规模的汉代居址，等级与乡里相匹配。”考古专家介绍，汉代乡村遗址在四川发现极少，即使全国也不多见。此遗址的发掘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是研究汉代基层聚落不可多得的资料。对于研究成都平原居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聚落分布、经济生产模式、地形地貌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过此次发掘，大致理清了该遗址汉代时期空间分布，居住区位于西部和北部，排水沟与东部和南部地势低洼处的河道相连，形成了相对和谐，适宜生存的乡村聚落。此外，目前国家大力提倡发展“一带一路”经济，而新津县正处于历史上西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都要路过新津县尤其是老县城所在地五津镇。充分发掘遗址历史文化内涵，与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相互契合，对于研究新津县城建城史，打造新津历史文化名城等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经济价值。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实习生 莫皓然
图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责任编辑：宋雅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