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政策洼地,是制度创新高地
“自贸试验区的目标不是局部的试验,而是为了长远的发展。”对于自贸区的改革方向,韩正强调,“中央领导明确指出,自贸区的改革就是要制度创新,必须从国家发展战略和改革大局予以谋划。”也正因为此,“在形成试验区总体方案和筹备、推进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国务院各相关部门的直接帮助和支持指导。我们现在推出的每一项政策设计、制度安排都是在中央各部门的直接帮助、参与、指导、推动下开展的。”
上海自贸区的“改革红利”体现在哪里?韩正语气坚定: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关键是制度创新,不是挖掘政策洼地。政策洼地越多,越会阻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困难也会越多。“就好比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如果有洼地,就容易出事故。”
自贸区监管模式的重大改革最为企业所称道。“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自由”的新型海关监管模式,令相关企业的成本大大降低。因为可以“先入区、后报关”,企业货物入区通关时间可缩短两至三天,物流成本平均减少10%。“在监管模式上,我们的标杆是国际上公认的先进的、效率高的模式。”韩正说。
投资自由便捷效应也在初步显现。譬如办理企业,从审批到登记注册,以前需要很长时间,而在自贸区最短只要4天。这样的制度红利,有远见的企业更看重。又如对外投资,以前由于审批的流程,一些企业的经营决策和执行预期不太稳定;而现在,自贸区的流程很明晰,只要不在列表内就无需审批,一切变得可以预期。
“我们要努力让企业家们有稳定的预期,真正体现市场配置资源、以企业为市场主体。”韩正强调,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效应远比税收优惠大。税制是国家统一的,今后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税制,在自贸试验区不能做。
自贸试验区不栽“盆景”种“苗圃”
“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压力当然是有的,而且很大。”韩正坦言,因为这是完全不熟悉的事业,没有参照物,也没有先例,更不能照搬别人。我们可以借鉴国际经验,但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因此“深感责任重大”。
不同历史阶段改革的目标不同。改革开放之初,最缺的是人才、资金。于是,为解决这些瓶颈,出台了一整套招商引资的办法,推出了一系列吸引人才的政策措施。而今天的迫切需求,正是自贸试验区提出的行政管理体制和监管模式改革。
“从某种意义上讲,进入深水区的攻坚战改革,首先取决于政府自身解放思想,甚至自我革命的精神。”韩正说,一方面压力很大,但也很有信心,因为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很明确指出了改革方向。
“从提出方案到充分酝酿、研究、论证、决策,中央领导予以肯定、鼓励,并从国家发展战略和改革大局予以谋划,确定制度创新这个改革方向。”韩正说,自贸试验区的决策过程充分反映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制度创新的高度重视,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
如何评估自贸区的试验是否成功?韩正表示,成功与否,就是看能否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目标,通过两到三年的努力,在自贸试验区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跨境投资贸易的新制度体系、管理体制和监管模式。
他认为,要从制度层面去看成果:形成一整套符合法治化、国际化、市场化要求的投资和监管模式,就是一种成功。不用老的办法,按照新的规章制度都能管好了,就是一种成功。过去靠审批,现在不审批,企业活力强了、社会活力强了、管理更到位了,就是一种成功。“我们会有一些评估指标,但不会是GDP、税收等老的数据指标。”
“两到三年的时间内,所有改革措施都有阶段目标,月月有小结、半年有评估。”韩正说,自贸区每一项改革都有一个列表,列明:以前的制度是怎样,改革的目标、措施是什么,推进状况如何,效果怎样,与改革预期是否符合。在做好每一项评估的基础上,再提出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任何改革创新都可能存在不足,关键是风险要可控。“始终使风险控制与推进制度创新同步衔接,始终使风险处于可控状态,绝对不能出现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韩正强调,自贸区所有的改革、规则都必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只是自贸区内可以做、上海可以做的,哪怕有些眼前的利益,我们也不会去做。“上海自贸区不栽‘盆景’,它是一种‘苗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