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农业经营经验：
粮食产品生产：为实现高产高效，宜选择“规模经营户（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社会化服务”模式
果蔬等园艺产品生产：为提高品质、形成品牌，宜选择“规模生产基地+合作社”模式
养殖业生产：为保障安全、生态，宜选择“规模养殖场+龙头企业”模式
东方网9月12日消息：据《东方早报》报道，10多年前，奉贤区庄行镇的顾木华不会想到，一个人种227亩水稻可以是件轻松事。甚至儿子可以子承父业，心甘情愿做个“农二代”。
和顾木华同样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今年35岁的刘华，他放弃自己开的广告公司，回乡种野菜，做小农场主。
成全他们的，一部分源于时下上海全市推广的一场与农地流转有关的家庭农场试验，这是一种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另一方面，也是“现在种田和原来完全不一样”。
事实上，这也是处于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在城镇化推进、耕地减少的同时，大量农民因分散种植无法产生可观收益，进而选择告别农业进城务工。长此以往，10年、20年之后，谁来种地？
为解决这个问题，2013年1月，“家庭农场”首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2014年，家庭农场模式在上海所有涉农郊区推广。
家庭农场模式的推广很快见到成效。据上海市委农办研究室主任方志权日前介绍，2005年，市委农办在郊区4个区县选取4个村，选取1000个样本调研，结果显示，无一人愿意做“农二代”。但是，到2013年，松江家庭农场主中，就有40多户是子承父业。
不过，早报记者日前历时两周调查发现，真要解答这个问题，仅仅是家庭农场远远不够。“创新农业经营主体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要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就要先让种田成为一个体面的职业。”上海市农委秘书长邵启良说。
儿子辞职回家做农二代
奉贤区庄行镇的顾木华今年59岁，种粮已经40多年，他是上海农民中最早接触现代农机的一批人。
20多岁的年纪，顾木华在村农机站搞农机。那时候，大多农户都是分散经营，顾木华的优势并不太明显。
不过，2004年顾木华成立上海庄邬农机合作社，技术和农机优势开始体现。虽然当时只有3台收割机、5台拖拉机，不过每到农忙时，这些农机就成为抢手货。
2013年，奉贤区开始推进家庭农场。顾木华成为第一批受益人。他流转到227亩土地，全部用来种粮。顾木华说，自己现在雇佣5个员工（主要是摆弄机器），农忙的时候再请亲戚帮些忙。
“现在种田和以前不一样了，大多数时候是机器在做事。这在以前，一个人种几百亩田，想都不敢想。”顾木华说，如果一定要说自己种粮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他很早就明白了农机对于种粮的重要性。
现在，他的合作社已经购进收割机9台、中型拖拉机13台、插秧机6台，采取从育秧、耕地、插秧、收割一条龙常年服务的方式，服务吕桥、新华、长堤等村的23户种粮户和合作社。
去年一年，顾木华的净收入就达40万元。也就是这一年，顾木华获得农业部颁发“全国种粮大户”证书。享受这一荣誉的，全上海仅有3人。
按照家庭农场的规定，顾木华明年就60岁要退休了，不过，对于谁来继承自己的事业，他毫不担心。
早在几年前，他的儿子顾秋峰就从一家化工厂辞职回家，跟着他种地。“以前我觉得种地丢脸，抬不起头。但是大学毕业后到工厂，同样经常加班，也很辛苦，赚得还没有我爸爸多。所以就回家跟着他学种地。”顾秋峰说，现在种地和以前不一样了，坐在插秧机或收割机上，种地变得轻松很多、体面很多，也职业化很多。现在，34岁的顾秋峰不但掌握了农业生产关键技术，还学会了操作各种农机，“我早想好了，等我爸爸退休，就接他的班，做个‘农二代’。”
松江家庭农场已过千户
今年35岁的刘华是浦东新区老港镇农民。20岁出头的时候，刘华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十几年下来小有积蓄。那时候，刘华开始迷茫，想做一些实在的事，改善自己生活圈子的质量。
三年前刘华开始承包种地。最开始，他在地里种些野菜、小黄瓜。但真的丰收了，刘华又在发愁没地方卖。
好在没多久就出现了转机，刘华所在的欣河村有个上海静笃果蔬合作社，农户如果加入，种什么怎么种都要听合作社的，但收获时，合作社会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农民完全不愁销路。
去年，刘华加入了上海静笃果蔬合作社自创的“家庭农场”经营模式，承包50亩地，种马兰头、金银花、草莓还有小黄瓜。去年一年结算下来，夫妻俩盈利40万元。
静笃果蔬合作社负责人奚岸日前介绍说，他们现在试行的是一条“合作社+基地+家庭农场”的种地模式。合作社从村委会手上将土地流转出来，租给刘华夫妇这样的家庭农场主，家庭农场主所承租土地无需支付费用，租金部分通过合作社产品品牌终端销售优势所产生的增值部分来抵冲。
像刘华那样的家庭农场，静笃果蔬合作社目前共有6家，规模从50亩至100亩不等，有种水稻的、种西瓜甜瓜的、种梨的，也有种蔬菜的。现在锦江大酒店用的马兰头基本都是刘华供货。
“其实，受益的不仅仅是刘华他们。”奚岸说，对于合作社而言，6家家庭农场能形成“抱团效应”，比如大的单子接过来，需要三五十吨的产品，几个家庭农场就能一起供货。
“这两年，大家广为了解的是家庭农场。其实，家庭农场只是未来上海现代农业发展的一种方式，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延伸出‘家庭农场+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等各种形式。”浦东新区农委总经济师乔国平生产队长出身，曾做过10年村支书，对经营制度改革极为敏感。他强调，要真正发展现代农业，就必须跳出农业看农业，围绕城市来思考农业。他说，浦东15个镇每个镇都有龙头农业企业，同时，鼓励在家庭农场的基础上发展合作社等多种形式，解决产销对接问题。
浦东新区目前50万亩耕地，其中集体所有10万亩、合作社+基地+家庭农场模式20万亩、自有耕地20万亩。在产值上千万元的合作社中，有“农二代”20余户。
上海市委农办研究室主任方志权日前表示，以松江为例，2007年有粮食种植户4900家；推广家庭农场后，目前该区已组建1267个家庭农场，经营面积占粮食面积的90%左右，种植户减少三分之二。
他相信，未来的上海农业，一定是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的“农二代”大显身手的产业，“农民是一个体面的职业，农业是一个有奔头的产业。”
浦东新区目前50万亩耕地，其中集体所有10万亩、合作社+基地+家庭农场模式20万亩、自有耕地20万亩。在产值上千万元的合作社中，有“农二代”20余户。
“上海应加大培育‘农二代’，创新农业经营主体”
对话市委农办研究室主任方志权
东方早报：不可否认，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愿意种田的人将越来越少。在破解这个世界性的难题上，上海有哪些探索？
方志权：从2007年开始，上海松江开始家庭农场的探索。目前，松江一般家庭农场的户均净收益达10万元左右，人均可支配收入在3万-4万元；实行“种养结合”、既种粮又养猪的家庭农场年净收益可达15万元左右。
家庭农场的经营性收入大幅度增加，使从事农业成为一种职业。松江区农业从业者的平均年龄比全市平均低5岁左右，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业生产后继乏人的问题。
随着家庭农场效益的逐步显现，不少农民都表示出了成为家庭农场经营者的强烈意愿。
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强调只有建立有效的竞争机制，才能避免退回家庭分散经营的局面，如建立相应的考核机制、设定经营者的年龄限制等。
实践证明，上海松江家庭农场解决了“农业后继无人”问题，促进了农民和农村现代化。
东方早报：家庭农场会不会成为往后上海农业发展的主要形式？
方志权：对。世界农业发展规律已经证明，家庭经营是最适合农业特点的生产经营形式，也是保护农民基本权益的有效形式。
我们在培育和发展家庭农场过程中，注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坚持引导而不强迫，支持而不包办，更不是定任务、下指标、搞翻拍，一哄而上。
从区域条件看，应该充分考虑各区县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实力，非农就业状况和土地流转等因素，在条件相对成熟的地区加快推进；在条件尚未具备地区，则积极创造条件。
从作物类型看，对粮食生产经营，积极推进家庭农场；对蔬菜、瓜果的经营形式，重点是解决品种、技术和市场，通过建立家庭农场与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多种经营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把分散农户生产的农产品带进大市场。
东方早报：未来在上海，谁来种地？
方志权：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即使在上海，承包农户仍将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基础，将与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同构建上海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东方早报：承包经营农户可以通俗理解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散户，那“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指什么？
方志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指建立于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之上，适应市场经济和农业生产力发展要求，从事专业化、集约化生产经营，组织化、社会化程度较高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其组织属性一是家庭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二是合作经营（专业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三是公司制经营（龙头企业、专业服务公司）。
上海实践表明，不同的产业和产品对生产经营主体的结合方式和规模化路径不尽相同：粮食产品生产为实现高产高效，选择“规模经营户（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社会化服务”的较多；果蔬等园艺产品生产为提高品质、形成品牌，选择“规模生产基地+合作社”的较多；养殖业生产为保障安全、生态，选择“规模养殖场+龙头企业”的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