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与她解除了劳动关系。廖丹说：扔下她不管我做不出来
杜金领住院后，美容院发动员工们捐了1万多元，然后在杜金领合同到期后自动与她脱离了关系。“当时我没想那么多，总觉得人家给我捐钱了，就不好意思再找他们了，”杜金领说，她当时没签合同，也没交纳保险，自认为不能让单位报销医药费。
做一次透析420元，一周两次，一个月仅治疗费就是近4000元。对于廖丹夫妇来说是天文数字，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是每月1000多元低保补助。每到月底交透析费，都是廖丹最苦最难的时候，能借的亲戚朋友都借遍了。朋友都说：以前借你的不用还了，但以后也别再借了，你拿什么还我？
有几次杜金领因心脏衰竭被送到医院抢救，一趟救护车要收380元，住一天重症监护室要收600元，大夫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这儿不是慈善机构，必须先交钱再抢救！”
有人劝“差不多就得了”，但廖丹却说：“人得讲良心，扔下她不管，别人做得出来这事，我可做不出来！”
有限的亲友资助、无情的医院收费，种种压力的倾覆，廖丹铤而走险。
律师认为，杜金领离开单位是个错误
如果廖丹不走诈骗的道路，他能否从正当的途径获得救助？
从事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时福茂律师说，农民工参加医保的比例确实很低，据2009年的统计表明，全国2.3亿农民工仅有4000多万人参加医保。去年7月1日“社会保险法”实施，很多用人单位开始落实“五险一金”的社会保险，但在实践中，法律并未完全落实。
“这和用人单位、劳动者都有关系，当然用人单位的责任更大。”时律师介绍，其实早在几年前，北京就出台了一部专门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法规《北京市外地农民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外地农民工可以参加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如果农民工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像肾透析、肾移植后服抗排异药的门诊医疗费用都可以报销，“报销比例至少在70%至80%左右，最高可达95%”。
时律师指出，如果当年杜金领患病后及时到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即使未签过合同，她也可以获得法律救济。前不久，时律师就给一位患白血病的外地农民工提供过法律援助，为其争取到了用人单位给予的一次性补偿40万元。
“患病后离开单位是错误的，”时律师介绍，劳动者应该寻求法律途径的救助，在现行制度下有些农民工还是可以获得医疗保障的。参保的现状不理想，主要和用人单位以及劳动者均缺乏法律意识有关，同时有关部门查处力度不够，导致政策法规制定后难以落实。
人们同情廖丹，但律师认为，制度问题不能成为犯罪理由
一些网友认为，是户籍制度的不平等以及医保政策的不完善，才导致了廖丹一家的悲剧。
“难道制度不改变，就可以违法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反问道，他并不赞同网络上的某些评论，认为任何人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应该得到惩处，舆论不能把违法的行为都归罪到制度问题上。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洪道德认为，廖丹走上犯罪道路，不能认为完全是制度政策原因，也要考虑他自身的因素。“制度永远有不足的地方，被告走上犯罪道路，还是有其个人家庭环境以及教育因素的影响。”
“但就社会目前所处的特殊阶段，法院可以更多地从人性化以及社会和谐的角度出发，考虑如何对他量刑。”洪道德教授认为，在经过积极的争取后，廖丹是有可能适用缓刑的，因为“事出有因，特殊的家庭状况也需要他对妻子尽一份救助的责任。”
洪教授告诉记者，新修订的刑法修正案(八)，对缓刑有了更明确的规定。即“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条件包括“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据悉，检方对廖丹诈骗数额认定为17.2万元，属于数额巨大，建议法院应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虽然“3年以上”和“3年以下”都包括3年，但其法律含义是否相同、廖丹能否适用缓刑规定，尤其在好心人为其偿还了医疗费后该如何判，记者采访中听到的声音也不尽相同，只能等待法院的判决。(王蔷 张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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