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之特
作为试点，翼城县的特殊之处即在于，在全国普遍实行“一胎化”政策的大背景下，翼城县的农民家庭允许生育二胎，条件是：晚婚晚育加生育间隔。
这个现有32万人口的翼城县，农村人口多于25万，是典型的农业县。
当年制定的政策是，晚婚的最小年龄是男25岁、女23岁，晚育则要求农民第一个孩子在妇女24岁时生育，第二个孩子30岁生育。
受惠于此，年仅56岁的张富秀，现在已是孙儿女满堂。
30多年前，她生了两个女儿，还想再生一个儿子时，计划生育开始了，“怕被罚，就没敢再生”。
现在，大女儿外嫁，生了一儿一女；小女儿招婿上门，也生了一儿一女。
张富秀认为“现在这样很完满”，她至今还记得过去自己怎样被村里人骂“绝户”，却一点也想不起来27年前，实施晚婚晚育加间隔可生二胎那场声势浩大的宣传。
两个女儿像她一样，只生两个孩子，她觉得已经没有遗憾，只是在听说这一切受益于翼城县独特的人口政策时，表示了惊讶：“其他地方不能生二孩吗？”
在翼城县王庄乡北冶村，无论是享受了政策优惠生育了二胎的父母，还是知道可以生二胎却放弃去领取独生子女证的父母，除非在乡镇有公职，鲜有人知道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个享受特殊政策的人口特区。
稍微年长的人，更多的是记得当年超生时所受的处罚，并在多年后仍耿耿于怀，却很难想起1985年那个转折，翼城县从全国“一胎化”大背景下脱颖而出，成为二胎试点。
27年过去，翼城人习惯了可以生二胎的政策环境，生于斯长于斯的年轻一代，习以为常地以此生儿育女。
只有一定年纪的计生干部知道，翼城县试点的来之不易。
1984年春节，时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的梁中堂，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呈写了一篇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报告，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二胎生育的办法，能同样控制好人口数量。
当时在国家计生委工作的张晓彤和中国人口情报中心的马瀛通很看重梁中堂的报告，在重新测算后，他们又给国务院写了《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报告，认为晚育加间隔可行。他们还更正了梁中堂推算的时间，进一步建议在2000年以后，城乡都可以采用此法，并最好以计划生育法颁行以加强政策的稳定性。
报告经国务院领导批示后送呈胡耀邦，胡耀邦作了亲笔批示，称“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并要求有关部门测算后，代中央起草一个新的文件，经书记处、政治局讨论后发出。
后来，国家计生委同意由梁中堂在山西选择一两个县试行“两晚一间隔”的办法。
原定试点放在晋城市的高平县，但时任山西省计生委主任拍板定在翼城县——这是个当时计划生育战线上的先进县。不过，梁中堂到翼城县调研时，干部意见也不统一，后来还是当时的县委书记武伯琴极力支持，才最终得以确定。
当年还是乡镇一把手的冯才山记得，当时把他们集中到县里，“两晚一间隔”模式的奠基者梁中堂在会上讲他的新理论，把下面听讲的干部们都听得大吃一惊：“居然还有这样大胆的，敢跟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公开叫板？！”
会场上的干部们比较普遍担心的是，现在只许生一个都不好控制，如果允许生两个，岂不是天下大乱？
当时已对计划生育工作深感头痛的干部却很快发现，越到基层，梁中堂的办法越受称赞，传达到村一级时，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因为老百姓容易接受。
试点效果
1985年，翼城县人大出台了《翼城县计划生育试行规定》、县委县政府下发了《翼城县计划生育试行规定实施细则》，次年，“两晚一间隔”在翼城县全面铺开。
后来当了翼城县计生委主任12年的冯才山那时很快就发现，基层计划生育的工作量一下就上去了，以前是一刀切的一胎化，1985年以后既要管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育，还要管理生二胎的间隔时间。
冯才山说：“一开始几年还要不断给老百姓解释，他们认为既然允许生二孩，你管我什么时候生第二个，100年是四代人还是五代人的问题，他们不明白。”
试点政策的效果在第二年就开始凸显出来，晚婚率一下子就从1985年的37.3%飙升到1986年的81.24%，第一胎的晚育率更是高达93.3%。
即使是试点，翼城县仍然面临着计划生育同样的考核标准，当时定下的目标是到2000年时全县人口控制在30万。
1985年7月，翼城县做了一份人口发展测算表，预计在2000年，全县总人口为300331。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全县人口303258。
翼城县15年有条件地放开二胎，用事实证明，人口并没有出现不可控的增长。
不仅如此，多年来，翼城县无论是其人口出生率还是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在逐年下降，并且年年低于全国和山西省的水平。
以精确数据的2006年为例，翼城县、山西、全国的人口出生率分别为8.76‰，11.48‰，12.09‰；人口自然增长率则分别为3.8‰，5.75‰，5.28‰。
梁中堂曾用一句话来概括翼城县27年的试点效果，即翼城县在每一个时点上的统计数据都要比全国、全省和全市的平均水平好。
他同时指出，这个结果并不是“两晚一间隔”的政策使然。他在1988年做的一次1%人口抽样调查说明，当时不仅晚婚晚育不是统计数据反映的那样执行得很好，而且早婚、多胎都还占一定的比例。
但是，即使这样，翼城县的人口发展数据还是比全国的好。这是为什么？
梁中堂认为，这恰恰说明了人口的出生率有其客观规律性，生育是每一个家庭的实际生活，它要受到许许多多的条件制约，远不是政府制定目标和指标可以限制的事情。
今年才23岁的续燕霞，已是准妈妈，她与丈夫商量好，打算只生一个孩子，不论男女。
她说自己出生的年代多数家庭都是两个小孩，现在年代不同了，一个能养好就可以，而且男女都一样：“做B超我们也从不问是男是女。”
翼城县王庄乡主管计生工作的副乡长王永亮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该乡现有独生子女户1680多户，其中三分之一都是一个女孩。
“观念跟着时代变化，加上国家和省里奖励政策的增多，现在很多家庭都主动放弃了生第二胎的指标。”王永亮说。
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研究者发现的各种良好效果。
而实际上，当年在翼城试点的目的，却在于“摸索出一条‘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中国式的计划生育道路来”。
冯才山回忆，在1978年以后，全国各地已在严格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难度相当大，为什么叫‘推行’，老百姓不愿意，得‘推’着他做。”
在北冶村做了30多年计生员的孙学武，在试点以前，被村里人恨得牙痒痒，走在路上形同陌路，家里不是拖拉机轮胎被割就是电线被剪断或者猪圈里的猪被药死。就连儿子媳妇因意外一氧化碳中毒去世，也被村里人骂作报应。
“试点以前，那真是‘敌我矛盾’啊，现在退休好几年了，还有人记恨着我当年罚过他们50元钱的事呢。”孙学武感慨地说。
试点以后，孙学武的工作开展起来好了很多，近十年来，随着村民观念的转变，计生工作越来越好做，他与村民的矛盾也大大缓解。
允许有条件地生育二胎，试点的初衷迅速见效——试点前，全县36名计生助理员，已有八九人因工作难度太大想改行，试点开始不久，全部都安了心。
（责任编辑：袁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