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近代工业的拓荒者

    开栏的话

    今年是长安创建150周年。

    从19世纪的师夷长技,到20世纪上半叶的铁血抗战;从“军转民”初期的徬徨,到如今高擎自主品牌、自主创新大旗的意气风发……长安,像一部浓缩版的近现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记录着中国民族工业自强不息的坚忍、与时俱进的胆略。

    对重庆来说,长安是闪亮的名片,更是本地经济实实在在、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之一。作为重庆惟一的千亿级企业,长安将继续以“领跑者”的身份,在国际化、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上,展现出自己的矫健身姿。

    从今天起,本报将开辟专栏,对长安在过去150年间的经历与故事,作全方位的回顾报道;对长安对于未来的雄心壮志,作深入的分析和全景式的展望。敬请关注!

    1862年底,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在上海松江创办了一间兵工厂。以师夷长技、自强富国为口号的洋务运动,从一开始便为这间工厂烙上鲜明的时代印记。

    光阴流转,世易时移。150年间,这间当初以枪炮维修为主业的兵工厂,由上海一路播迁至苏州、至南京,继而于抗战烽火中西迁重庆,落地生根。时至今日,已变身为海外知名、国内一流的国有大型汽车企业——长安,拥有中国汽车业第一自主品牌、最强研发实力,跻身行业“第一阵营”。

    跨越150年风风雨雨,长安与中国近现代工业相伴而行、共同成长,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史上几乎每一个历史性时刻。

    “练兵制器”热潮中的小小兵工厂

    19世纪,强敌环伺之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屡战屡败的根由,探寻自强奋发之路径。在“师夷长以夷制夷”、“习西法,兴洋师”等思潮驱使下,部分王室宗亲、朝廷重臣掀起洋务运动的热潮。

    1862年5月,李鸿章升任江苏巡抚。同年,曾任英军第九十九联队军医的马格里投效李鸿章,在淮军就任外籍教习。

    在《马格里手书札记》中,这位英国人这样说道:“第一件事我就向他指出,当时他购买外国军火所付的代价过高……中国若为本身利益着想,也应该建立这样的制造厂。李鸿章很赞成我的建议……授权给我雇佣50名工人,在邻近的一座庙宇里开始进行制造。”

    1862年冬,李鸿章创办的第一间兵工厂,在马格里所说的那座庙宇开工,取名上海洋炮局。

    中国“第一个西洋式兵工厂”

    上海洋炮局,实际上是李鸿章为解决枪炮短缺问题而设的一个随军军械所,规模极小,设备简陋,生产方式主要是手工操作。但这并不影响其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里程碑式地位——1872年,一份上海美商印行的英文报纸在《论中国军火制造》一文中,将上海洋炮局称作中国“第一个西洋式兵工厂”。

    “最开始的时候,除了锤子、锉刀,既没有洋机器,也没有什么洋工具,惟一的设备是临时用粘土筑成的熔炉。”曾任长安党委书记的向明鑫,对那段历史颇为熟知,“后来才雇佣了法国人勒尔尼色等一批外国工匠,添置了机器,开始造开花炮弹、自来火等。”

    除了向在上海的外商购买一些工具,李鸿章还请人从香港购置了一些造炮器具。在管理上,他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洋人、国人各司其职的模式。“令参将韩殿甲督率中国工匠尽心学习”,还特意把“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的丁日昌从广东调至上海。不久后,李鸿章将炮局分为三个分厂,由马格里和刘佐禹共同领导一个分厂,另两个分厂由韩殿甲、丁日昌分别领导,时称“上海三洋炮局”(韩、丁所在的两个分厂于1865年并入江南机器制造局)。

    如今看来,上海洋炮局从创办之初就带有明显的“开放”色彩。虽然这种“开放”背后更多的是力有未逮的无奈,但用如今的眼光看来,却是为日后的金陵兵工厂、第二十一兵工厂和长安汽车,种下了开门办厂、引进消化吸收世界先进技术的“基因”。

    近代民族工业的开端

    关于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开端,学界众说纷纭。但对何为近代工业,大家却有共识:以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进行生产的制造工业。基于此,1863年迁往苏州的上海洋炮局(后更名为苏州洋炮局),当是中国首家大规模使用机器进行生产制造的工业企业。

    1864年,清政府取消委托英国人成立阿思本舰队的合约。后者在返回英国前,决定将随军机器设备就地变卖,马格里极力劝说李鸿章买下了这些设备。同年4月,这套包括蒸汽锅炉、化铁炉、铁水包和各种机床在内的洋机器,在苏州洋炮局安家落户。

    据传,当初这些机器是以零件形式运抵苏州的,从未见过洋机器的李鸿章见状大为光火,以为买了一堆废铁。待马格里雇请的英国炮手和机械工程师将机器零件组装成机器,蒸汽机带动全部设备开始运转,李鸿章惊喜交集。

    苏州洋炮局是中国第一家引进西方技术、设备并具备机械化生产能力的企业,第一家以蒸汽为动力的工业企业,第一家进行大规模机器生产的工业企业。对此,当时一位关注中国的英国专栏作家干德利曾撰文评述:“它标志着外国的机器在中国人倡议之下,在中国的土地上,首次被竖起的事实。它又标志着中国政治家们采用机器的开端。”

    人物

    “第一任董事长”——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

    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见识了洋枪洋炮的杀伤力,决定以西式武器武装淮军。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意识到引进外国技术,自主生产并发展中国自己的军工产业,方能实现自立自强,遂在上海先后建立了三个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接任两江总督,将苏州洋炮局迁往南京,扩建为中国近代四大兵工企业之一的金陵机器制造局。

    首位外籍职业经理人——马格里

    马格里(Macartney Halliday,1833-1906),英国人,后加入中国籍,字清臣。

    1858年,马格里随英军来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加入淮军,深得李鸿章信任。在他的建议下,李鸿章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而马格里则以中国近代工业史上首位外籍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在中国军工企业工作12年,为中国近代化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独家专访

    自强开放创新

    徐留平眼中的长安150年

    “从上海到苏州、南京,最后又到了重庆,在150年的发展历程中,长安几经磨难、挑战。之所以今天成为中国汽车第一阵营的一员,能够在国内不少城市建起自己的汽车工厂、在世界各地拥有自己的研发机构,那种自强不息的企业文化精神,应该是最重要的一条。”

    11月20日,长安汽车董事长徐留平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为长安创建150年来的发展历程梳理出三大关键词:自强,开放,创新。

    长安创办于洋务运动初,自强富国是其创办者初衷。随后百余年时间里,长安作为我国重要的兵工企业,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屡建大功。上世纪80年代,长安响应国家号召“军转民”,几经波折后确定以民用汽车为发展方向,从此走上了一条发展民族汽车工业、坚持自主品牌的道路。

    “长安是国防军工血统,这是我们的DNA。我们做自主品牌、造民族汽车,和这种DNA有很大的关系。”徐留平坦言,和自主研发军工技术一样,长安汽车的自主研发道路,也是“被逼出来的”。“军品没人给你技术,只能靠自主创新;做汽车一开始可以借鉴,要长期发展,仍然只能靠自主创新。”他说道:“谁都知道靠合资品牌做大很容易,但长安入行晚、基础薄弱,条件不具备。怎么办?只能自力更生、自主创新。”

    徐留平认为,在长安的企业文化传承中,这种自强、创新,与开放非但不相违背,反而是相得益彰。可以说,开放的理念一直伴随着长安的成长,而我们也会继续以开放的胸怀、自强不息的精神、创新的理念,把长安汽车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汽车企业!”

（责任编辑：王姣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