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公务员招考一直“高烧不退”。最近一则新闻为时下这股迅猛的“国考热”又添上一把“火”：山西人孙远毕业于某名牌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几年年薪已达15万元。这在太原算是不错的收入了。但是，年轻有为的他居然放下工作参加了今年山西省公务员考试。问及原因，孙远说：“毕业的时候看不起那帮考公务员的同学，但是几年来在社会的打拼让我明白，稳定而且长期有保障的生活才是我需要的。”
孙远说这番话的背景，恰值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截止，据说报名者接近150万人。更有网站调查结果显示，包括应届毕业生和社会考试人员在内，有七成人择业时优先选择“党政机关公务员”。
从上世纪80、90年代熙熙攘攘的“下海潮”，到近几年来趋之若鹜的“国考热”，时代的变迁与择业的反差令人嗟叹不已。“国考”大热究竟是利还是弊？为什么短短十几年时间，人们的择业观有了如此大的改变？
百万大军为何同挤国考？
“国考热”的出现，应当说对社会有一种正向激励效应。上世纪90年代以前，政府人事部门补充干部的方式，大多是推荐、递条子、介绍、转入等形式。这些方法既不能达到任人唯贤的目的，程序上也不公开透明，可谓弊病多多。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堪称是整个公务员录用体系的一次改革。选人用人不再是一张批条就能操纵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打破“身份壁垒”通过考试进入仕途，这充分激发了人才选拔的正向激励效应，无疑对社会发展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然而，在承认这种正向激励作用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国考”的热度实在太高了！据报道，世界各国大学生愿意报考公务员的比例，美国为3%，法国是5.3%，新加坡只有2%，日本公务员排在就业榜单第53位，英国公务员进入20大厌恶职业榜。然而在中国，愿意做公务员的大学生高达68%。
同样的职业，为什么中国公务员吸引这么多人报考？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对此进行了犀利的点评：人人争当公仆，说明它可能不是仆人。这句话道出了“国考热”的真相。有媒体调查称，国考之热，居首位的原因是职业稳定、有保障，福利待遇好，第二位是权力效用大，灰色收入多，能帮助解决亲友的各种麻烦，再次是社会地位高，而最后才是“为人民服务”。可见，公务员报考者日渐增多，多为逐利而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每年那些工商、税务、海关等坐拥“钱权资源”的职位，总是出现百里挑一乃至千里挑一的壮观场面，一些“冷衙门”则少人问津。
百万大军同“挤”国考，在这样的举国狂欢下，青年才俊们的成长轨迹，仿佛清晰可现。首先，百余万人竞争公务员这座“独木桥”，需要一年乃至多年的精心准备，大好时光留给应试备考，最终仅有少数人如愿，这显然是对教育体系、人才资源和生命价值的浪费。其次，挤进公务员队伍后，这些佼佼者们慢慢分化开来。一类是最初抱有改革社会弊端理想的人。他们中一些人在官场文化中浸淫多时后，想法发生了改变。另有些人初衷不改，利为民所谋，成为造福一方的一介好官。这样的人加入公务员队伍，也许能使“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之类的言论，以及钱多多、房多多、情妇多多的“房叔”“表叔”们少一些。第二类人则继承了世俗的官僚文化——他们经过长年苦读和一路拼杀，很自然地把职位当作某种补偿，期许一定的特权和报酬。因此，为官者一批批地“前腐后继”就不足为怪了。受贿千万的清华毕业生、“80后”副局长肖明辉，就是这种政治投机心态下催生出来的贪腐产品。第三类人则是所谓的不擅从政者。他们当初为了追求稳定的“金饭碗”，放弃了自己擅长的职业。而由于体制的束缚，很多人难以实现自身的价值，埋头苦干之余往往心态失衡。这就造成了“围城”现象：外面的人为了进得城来不惜抢破头，里面的人在这个看似风光的行当里，却又觉得外面的世界更精彩。
“国考热”呼唤分配机制改革
面对持续升温的“国考热”，我们不能一味苛责择业者们一窝蜂似的选择。年轻人的职业选择，往往是社会现象的多重映射。与其说他们没有理想耽于安逸，不想创业一心求稳，不如说这是青年一代面对现实的无奈与妥协。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曾掀起一波“下海潮”。大学生们把创业作为自己的梦想。许多体制内的人也弃官从商。风起云涌的“下海潮”，大大推动了民营经济的蓬勃兴起。然而近年来，中国实行大政府体制，政府行政权力成为独一无二的宝贵资源，公务员这一群体，承载着政府权力过大而带来的权力寻租的无限可能，这成为人们竞相报考公务员的体制基础。
但是，企业的价值在于创造财富，政府机关的作用则是管理并分配财富。“国考热”的出现，意味着知识精英们争相涌向官场，不去生产和创造，而是寄望于分配和分享，无疑折射出当今社会创富能力的衰退。
有人从中西方年轻人的择业对比可分析了这种现象：“西方国家的人才纷纷涌向企业，创造社会财富，中国的年轻人却争相涌向政府，挤进体制，觊觎社会财富。于是，西方国家把企业做大了，国民富裕了；中国把政府做大了，当官的都富裕了。”
“国考热”的出现，说明分蛋糕的人在增多，愿意把这块蛋糕做大的人却在锐减。原因在于分配机制出问题了。这是在告诫政府必须对公务员制度进行改革了。事实上，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甚至贫富差距悬殊的现象由来已久，关于政府转型的呼声多年来也始终居高不下。社会其他阶层纷纷要求政府主动约束权力，使权力不能具有太多附加值。毕竟，整个社会财富和机会日益向公务员阶层倾斜，将会导致越来越庞大的官僚人群，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现代民主社会背道而驰。然而，政府一旦转型，其权力与利益必将随之降低。这显然会遭到一批既得利益者们的顽强阻抗，导致民众期盼的各项改革至今难以付诸实践。
十八大报告中再度提出创新，但是创新不能只停留在红头文件的字面上，流于口号和形式，而应当涉及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和文化不是鼓励大家去创业而是相反，那将很难产生我们自己的乔布斯、比尔·盖茨。”只有国考不再热，创业潮涌动，更多的人才转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创新型社会才能指日可待。这，才是中国实现国富民强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希望所在。
（责任编辑：吴肖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