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一向低调的上海频频对外界释放改革信号。
2012年12月21日举行的十届上海市委三次全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直言，“改革开放不进则退。上海已经到了没有改革创新就不能前进的阶段。”他更在此后基层调研中，要求区县“大胆试、大胆闯”，称改革“没有勇气干不了，没有智慧干不成。”代市长杨雄则用“以改革破解难题，以开放凝聚优势”作为履新感言。
强烈的改革意识源自上海转型发展的迫切需求。
2012年，在全国率先“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上海，经济企稳回升，尽管增速偏低，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7.4%，但经济运行质量亮点频频：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降到30%以下；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至60.4%；淘汰高污染、高能耗落后产能近900项；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同期增11.2%，跑赢7.4%的经济增速和7.2%的财收增速。
从工业经济迈向服务经济时代的上海，要提升经济运行质量、提高市民生活品质、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打造“质量上海”，需要与服务经济发展相匹配的体制、机制和市场环境。
行政审批改革走向纵深，国资国企重组再度破题，“营改增”让现代服务业活力迸发——这些改革关键词，让“经济减速期”的上海厚积薄发。
关键词：行政审批
累计取消调整1000多项行政审批，倒逼政府改革管理模式
2012年12月29日，上海松江唐明路，冬日的跃进河清冷寂静，两岸却热气腾腾。河东，是鹰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满负荷运转的生产线；河西，是马达轰鸣的新工地。
“本以为新厂房明年七八月才能施工，没想到明年夏天就能竣工投产了。”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洪英杰很兴奋。
从9月28日土地挂牌，到12月12日开工建设，仅42天。鹰峰公司新建厂房工程成为松江区10年来首个实现当年提供土地指标、当年拿地、当年开工建设的产业项目。
自2012年3月起，松江区全面启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产业项目审批从587个工作日减少到186个工作日，缩短68.3%。分散在50个部门涉及88个环节的审批流程，集中为企业设立、土地储备、土地出让、方案审核、文件审查和竣工验收六个环节。“各审批事项形成标准流程，时限精确到小时。”松江区监察局副局长夏志强说。
上海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持续10多年，继2009年第四批取消和调整952项行政审批事项后，2012年，上海再次取消和调整88项行政审批事项，全力打造“透明度最高、效率最高和收费最少”的政府。
“比如餐馆营业执照审批，原先需提交环评材料和员工上岗合格证，可餐馆还没开业，员工还没聘，怎么出具？”上海市纪委监察室主任金跃明说。
现在，这两项已改为告知承诺，政府、企业、社会三方共管，职责明确。
改革者更看重的是，行政审批改革倒逼政府变革管理方式，改变工作作风。“过去，没有标准流程，审批快慢掌握在个人手里，批个项目要半年或更久，要快？就得走关系。”松江区纪委副书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主任高飞说，“现在，业务手册有规定，系统流程有记录，一环扣一环，权力点在哪，一眼就能看出来，权力寻租难了。”
在洪英杰看来，这才是政府和企业的良性关系，“就像驾驶员和交警，政府行事规范，企业遵守规则，交通才能顺畅。”
上海还力促政务公开、预算和“三公”经费公开等行政体制改革。2012年，按照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要求，上海分类调整了22家行使行政强制权的市级事业单位。市政府官方微博“上海发布”聚集粉丝近500万，带动全市1400多个机构的2000多政务微博，覆盖粉丝达3000万人次。基层区县制度创新活力迸发，长宁区组建上海市中小企业融资市场，形成100多个信贷产品信息池；黄浦区创新重点企业和重点楼宇的首席联络员服务制度，推进楼宇经济，垒起56幢税收“亿元楼”。
关键词：国资重组
国资行业布局从64个收缩到59个，“国退民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国资国企占据上海经济半壁江山，它们活了，上海才能活。国资国企改革一直是上海顶层设计重头戏。
上海以“开放性、市场化重组”为突破，借力资本市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明星国企上海家化集团转制，堪称典范。
2011年底，国资退出上海家化，以70亿元将其“嫁给”中国平安。家化集团成为自2008年9月上海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后，第一家启动“国有股退出”的国企。
“百年老店”上海家化是国内化妆品行业首家上市企业。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上海，市府送给里根夫人南希的礼物就是家化的化妆品。
“退出竞争性行业，一方面推动国资向优势行业、关键领域集中；另一方面，也健全市场机制，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上海市发改委综合改革处处长刘光卫说。
一年后，上海家化收获了转制改革红利。其史上最大范围的股权激励让企业活力迸发，在行业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前三季度营收35.40亿元，同比增幅23.50%，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78亿元，同比增长70.71%。
目前，上海国资行业布局从64个收缩到59个，90%的国资集中到汽车制造、现代装备等20个行业。
“工业经济时代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模式，已不适应现代服务经济发展，只有改革，才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上海市发改委政策法规处处长张忠伟说。
“城市最重要的功能，是配置市场资源的能力，拥有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是上海一大优势。”韩正认为，政府要真正卸掉“弹簧门”，打破“玻璃门”，充分体现市场开放公平的竞争，而不是固化行政权力、垄断利益对市场的封闭分割。
基于这样的思路，上海大力推进国企整体上市和核心资产上市，国资证券化率达35%；推出非公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落实《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支持商业银行设立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优化完善非公经济发展环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扶持社会组织，已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达10289个，从业人员14.42万人。
在韩正心目中，未来上海“总的方向是：凡是市场能够决定的，就交给市场；凡是社会有能力承担的，就放给社会；凡是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可以作为的，就依靠其发挥作用；凡是政府能购买服务的，就向社会购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关键词：营改增
10个月减税225亿元，税制改革优化服务经济制度环境
对上海许多企业来说，2012年是减税年。“营改增”试点率先启动，今年1—10月份，试点企业达15.2万户，减税225亿元，对小规模纳税人实行3%的增值税征收率，税负下降40%左右。
“营改增最大益处不只是减税，是打通连接二、三产业的增值税抵扣链条，从制度上基本解决了货物与劳务税制不统一和营业税重复征税问题，让现代服务业和工业用同一种语言对话。”上海华谊(集团)公司财务总监常清说。
“大型企业有不少专业的生产性服务部门，但拓展市场积极性不高。因为做的多交的多，营业税高啊！”
“营改增”使它们与传统产业顺利剥离，积极开拓本企业之外的市场。
2012年，上海华谊(集团)公司旗下的信息公司、工程公司、物流公司三家生产性服务企业税负降低500多万元。信息公司营业额由2011年的3000万元增长至2012年的1亿元，一半收入来自上海以外的市场。
“减税前提是要做高端服务业。”常清说，“物流公司中一般运输业务的税负不减反增，而产品包装业务、嵌入式物流等减税明显。”
“营改增”为上海现代服务业注入强大动力。去年前9个月，全国实际利用外资834亿美元，同比降幅3.8%。而外商投资上海服务业达122.7亿美元，比前年同期增22.1%。
“营改增”只是上海优化服务经济发展制度环境众多改革中的一项。2012年，上海在金融、航运、贸易领域的制度创新同样令人瞩目：
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正式运作，白银期货挂牌交易，支持发行企业债券融资建设保障性住房；启动船舶保税登记试点，落实启运港退税试点，完善洋山保税港区多式联运体系；深化国际贸易计算中心外汇管理试点，制定形成碳排放交易试点实施方案……
于是，才有了上海金融市场500万亿元交易额，集聚了1200多家金融机构；有了国际航运枢纽港功能的提升，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保持世界第一，集装箱水中运转比例达42%以上；有了超过1000家跨国公司将总部设在上海；有了服务贸易总额占全国比重超过30%，有了文化产业跑赢GDP。
夜晚的黄浦江灯火璀璨，从吴淞口至徐浦大桥，85公里浦江一路辉煌。
陆家嘴金融城和外滩金融聚集带汇集了全市3/4以上的金融机构；北外滩集聚着3300多家航运服务相关企业；上海文化新地标——原中国馆改建的中华艺术宫及上海当代艺术馆隔江相望；世博公园、滨江森林公园、滨江绿地连绵不断……取代曾经的工厂、货栈、码头的，是金融城、航运中心、文化产业高地、生态长廊。
浦江岸线的脱胎换骨，是2012上海改革先行先试的最好注脚。
“上海经济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正在挣脱资本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方式，”上海市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朱平芳说，“改革必然要由整体推进向纵深开拓。”
在经济减速期，更需用改革突破体制障碍，释放潜能。曾经援藏的上海市纪委书记杨晓渡说，“就好比在西藏行走，3000米是一种走法，4000米是另一种走法，而到了5000米还要往上走，需要更大勇气、更深厚的耐力。”
（责任编辑：石兰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