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第607期封面
全国H7N9禽流感病例分布
飞来禽祸
——华东四省市禽流感疫情调查
SARS十周年之际，新型禽流感再现。
3月31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通报，中国在全球首次发现H7N9感染人类病例。上海市死亡两例、安徽省重症一例。接下来的几天，江苏、浙江、安徽也先后通报在各自境内有感染此新型流感病毒的病例。截至4月9日20时，全国共有28例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其中9例死亡。
H7N9病毒究竟来自何方？在最先发现这个病毒的上海，经历了怎样的过程？那些不幸感染上的病患，他们究竟是何人，有过怎样的致命接触，又面临怎样的前景？今天的H7N9，是否会像10年的SARS，成为再次席卷中国的致命病毒？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分赴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探访病患，咨询专家，了解政府各个部门的应对策略，以回答这些疑问。一切显示，H7N9虽然目前尚不具备制造更大灾难的能力，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对于病毒的认知仍然有限，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在未知病毒面前都有些手足无措，而面对如此变化多端的病毒，中国现有的家禽免疫政策与监控体系，似乎显得力不从心。
直击H7N9禽流感
浙江首例H7N9病毒患者：
一场后知后觉的死亡
直到去世，洪明都不知道自己的真正病因。他先后4次就医，被医生认为出问题的脏器分别是肝、胆和肺。最终，他死于呼吸衰竭和多器官功能衰竭
本刊记者/陈薇 赵小燕(发自浙江杭州)
直到去世，浙江建德人洪明都不知道自己的真正病因。
他先后4次就医，被医生认为出问题的脏器分别是肝、胆和肺。2013年3月27日凌晨，因多脏器功能衰竭，他在杭州市萧山区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里去世。
4月1日，洪明的葬礼还没有结束，家里刚请人掐算了日子，打算第二天出殡，家里却来了不速之客。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几名工作人员来告诉洪明的妻子邱景，洪明死于H7N9，一种新的禽流感病毒。随后，在洪家里里外外喷了消毒药水。
邱景茫然得很。这位初中毕业的农家妇女，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两天后，她在浙江省卫生厅发布的通报中发现了丈夫的案例：“该患者为我省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4月6日，在建德老家，邱景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她一身黑色呢衣，眼角旁残留着纸巾擦拭眼泪后的碎屑，发红的眼睛中透出忧伤与绝望。
“我吐了两碗血”
从建德市区向西南方向，沿省道直行，便可以到达洪明一家居住的村庄。这天下午，阳光如同夏日般强烈，隔壁邻居摆开了麻将摊子，老人带着孩子晒太阳逗小狗，唯有洪家门口一片死寂。
这是一幢路边的四层小楼，卷帘门拉下了一些，门边贴了两个簇新的红色符咒，大堂摆了一张方桌，空空如也。
8年前，洪明一家从邻村搬来这里。不过，他们平时在家的时间并不多。洪明是建德本地农民，初中毕业后打过零工，直到1998年进入浙江大地钢构有限公司后稳定下来。起初，他做焊工和一些杂事。2010年，他随着分公司搬迁到江苏太仓，因为菜烧得好，和妻子邱景开始在职工食堂工作。
洪明略胖，一米七的个头，约有一百五六十斤，在公司外号“胖子”。太仓公司职工有三四十人，洪明买菜做饭，邱景打杂。他们将3岁的小儿子带在身边，13岁的大女儿则留在建德老家读初一，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3月8日一早，洪明骑着自行车，去太仓公司附近的菜市场买回了两只宰杀好了的鸡，打算添在第二天的食堂伙食里。公司食堂伙食一般，一周也吃不上一次鸡鸭。但洪明更喜欢吃猪肉，对鸡鸭没什么兴趣。
第二天，邱景就做了红烧鸡块，很受欢迎，她的小儿子还吃了3个鸡翅。但洪明没有吃上。前一天，他就随部分员工前往萧山参加总公司的吊机操作培训。在去萧山的车上，司机发现，洪明开始拉肚子。
洪明不常到总公司来，门卫郭军在门口见着他，简单打了个招呼，“跟平常一样，没觉得他身体有什么不好”。郭军说，“胖子”和和气气的，在公司人缘不错，郭军有次去太仓公司，下午三四点才到，胖子还特意热着午饭等着他。
回到太仓时，已是3月11日，洪明还在拉肚子，但夫妻俩都没太上心。“可能吃坏东西了吧。”洪明对妻子说。
他的胃口也差起来，扫一会儿地，就觉得累，两天后，竟然连骑自行车出去买菜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好让菜贩送菜过来。
邱景清楚地记得，3月15日，洪明开始发烧，全身冷得直抖。“快去医院看看看吧，”邱景说。
洪明先去了公司附近的卫生所。卫生所没有什么仪器，听到他主诉“没有胃口、拉肚子、发烧”的症状，建议他去大医院做B超，检查肝功能。
第二天，太仓一所中医院的B超结论是，胆囊增厚。洪明还在发烧，医院检查时体温高达40摄氏度。医生要他住院，他不愿意，担心妻子又上班又照顾自己，忙不过来。
但烧一直没有退。和老婆、妹妹商量过后，3月18日，洪明一个人坐了三个多小时车回到妹妹所在的建德，准备住院。第二天晚上，邱景接到他的电话，说医院给自己挂了盐水，烧退了，人舒服多了。
邱景还是不怎么在意。几次看病，都是丈夫自己一个人去的；而丈夫给她的信息是，自己得了胆囊炎，问题不算太大。
直到3月20日这天，邱景再次接到丈夫的电话。洪明告诉她，自己要转到萧山一家人民医院了，她得过来照顾才行，还说了句奇怪的话：“把儿子的学退了。”
邱景很奇怪：为什么？
这时，洪明才告诉她，病可能有些严重，“我吐了两碗血”。
直到洪明吐血，医院才为他拍了胸片，结论定为肺炎。从11日开始拉肚子、15日发烧、19日吐血，洪明先后4次就医，被医生认为出问题的脏器分别是肝、胆，最后是肺。但事后证明，这些都不是他真正的病因。
“进展太快”
3月21日晚上10点多，邱景拉扯着退了学的儿子，在萧山一家人民医院呼吸科见到了丈夫。洪明住在三人病房里的最外一张床，戴上了呼吸机。他神志还清楚，见到娘儿俩，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来，和小儿子用力握了一握。
这天晚上，洪明没怎么睡好。他时不时抬起头，听着心率检测仪发出的嘀嘀声，或者看看自己血氧饱和度的数值。仪器上显示，他的氧饱和度在90上下浮动——正常人的数值应该在90至120之间。
不过，只要洪明拿下口罩说句话，或者吃一口菜，这个数字就会急速下降到七八十左右，他不得不因缺氧立刻重新戴上。因此，洪明很少说话或行动，只是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但夫妻俩仍乐观地认为，能吃能睡，情况不算太糟。
此时，人民医院呼吸科渐渐发现，洪明的病情非同寻常。通常情况下，治疗肺炎的办法是合理使用抗生素，进行抗病原菌治疗；辅以吸氧、排痰、充分休息等。然而，这些办法在洪明身上并不奏效。
“进展太快，治疗效果不好。”该院呼吸科主任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3月20日的入院CT片显示，洪明仅有右部下方一个肺叶发生感染；到3月23日，已两肺全部感染，胸片呈现一大片的白色状，即“白肺”。形成白肺，一般都预示着肺部有9成以上已经被炎症侵袭。
这一天，邱景发现院内医护人员增加了防护措施，洪明也被列为“重症肺炎”，院方开始考虑是不是一种特殊的病毒，并于第二天报告了萧山区疾控中心。
这一天，洪明被转入单间病房，进行气管插管。结束后，一位医生对邱景说了“残忍的实话”：“这个人没用了！肺里面都是血水！”
邱景哭倒在地。此时，转院已无可能。她跪下来，央求医生想想办法。这天下午，医院下了第一次病危通知。
洪明已经不会说话了。为了不让他乱动，插管时，他的双手被固定在病床两侧，再加上镇定剂的作用，整个人昏迷着。
“为什么偏偏是他”
接下来的两天，院方先后请来两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专家会诊。除了调整一下呼吸机参数设置，再将病床稍稍抬高一点之外，专家结论与院方一致。
3月25日，胸片的结果似乎稍稍好了些，但另一个坏消息同时传来，洪明已经没什么尿液了——这意味着，他的肾脏开始衰竭。当天下午，他被转入医院重症监护室，做了一次透析。
萧山区疾控中心也有了初步结论，“甲型流感病毒(通用型)核酸检测阳性，乙型流感病毒、甲一型流感病毒、甲三型流感病毒、甲型H1N1流感病毒核酸均阴性”，这意味着，这是流感病毒，但它又不是常见的、已知的流感类型。然而，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毒？仍无从知晓。
每天下午2点到3点，是重症监护室的探视时间。3月26日这天，邱景再一次见到了病床上的丈夫。医生让邱景做好心理准备，病情反复或恶化，没有人可以掌控。但邱景看到的丈夫，脸色没有很差，全身没有浮肿，看上去似乎仍有希望。
然而，这却是邱景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丈夫。
3月27日凌晨6点多，住在医院附近宾馆里的邱景就被电话吵醒。医院通知她，从前一天傍晚起，洪明的病情急转直下，直到凌晨，抢救毫无效果。尽管医院没有正式宣布死亡，但事实上，洪明的生命，只靠一台呼吸机维持着。
家人最终决定，将洪明带回建德老家。医院同意了，帮他们找了一辆面包车，一直送到家里，一路上，依靠一个简易呼吸机，洪明还“象征”性地保持着呼吸，一直到家。
停车。抬上床。摘掉呼吸机。人，走了。
头几天，村里人都不敢靠近洪家。按当地习俗，出殡后要摆宴席，洪家摆了十四五桌，只坐满了一半。直到现在，洪家的垃圾还堆在门口，没有人敢来收。
“为什么偏偏是他呢？”邱景不时地重复着这句话，送记者出门，她只在门边站了一两秒钟，还没有来得及道别，就像是害怕外面炽热的阳光一般，一扭身钻回了家门。
这些天，她始终无法从突然降临的悲剧中走出来，始终想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丈夫唯一做的，不过是去市场买回来两只鸡而已。 ★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洪明、邱景、郭军为化名)
（责任编辑：吴肖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