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这座城市的兴起，在地缘和产业基础上都受益于香港，“向香港学习”是深圳经济崛起的不二法门。时至今日，深圳仍然接受着香港在经济社会管理经验上的辐射。但与此前30年所不同的是，今天的深圳已经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向外散发她自己的魅力：关于鼓励创新的经验，关于城市文明的锻造，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探究，等等。
在深圳走出独立步伐的时候，香港还重要吗？深圳还应该向香港学什么？深港融合应该如何进一步发展？
与其简单地说深圳与香港谁强谁弱，毋宁说深港这两座城市，要如何更紧密地配合，深港都市圈如何各取所长，更好地在中国创新创造的时代命题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推动中国这艘巨轮持续向前。
“双城之恋”，用这个词来形容当前两地不可或缺的亲密互动关系，再贴切不过。
一河之隔，两种制度。漫步在深圳城市海滨休闲带即可临海相望，这就是深港之间的物理距离。
而双城之间的心理距离则如官方高层会晤时笑言的，“已从热恋期间的情侣关系，进入稳定发展的夫妇关系，紧密相连，一步都不能离开了”。
30多年过去，粗布麻衣的深圳“渔家女”从大量承接香港“三来一补”工业转移的“前店后厂”初级交往，到金融、物流和高新技术等产业的升级接触，已经逐渐脱胎换骨。而曾经洋气潇洒的“大表哥”也越来越意识到其潜力和内涵。
如今，“特区中的特区”前海被直接定位和命名为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上升为国家级战略，将全面构建两地制度创新、要素多元的实验区。
我们读深圳，也读香港，更多的是读“深港”利益共同体，探究未来双城能否更默契地互补互动，参与全球的国际经济格局竞争。
南方日报记者 张玮 深圳、香港报道
初识
深港合开“前店后厂”
从1979年到2000年3月，香港制造业已有85%以上迁到内地。香港在内地的实际投资额超过1400亿美元，占内地吸引全部外资的51.5%。而这期间，深圳也完成了第一次产业转型
深南大道——这条长达25.6公里的城市道路连接着深圳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商业机构，深圳市委市政府、著名的华强北、深交所等机构都分布在这条道路两侧；沿着深南大道往西，就是南山区，那里分布着中国最知名的几家科技公司：腾讯、中兴等。
回顾历史，深南大道也见证了深圳的逐步成长——最老城区罗湖曾大量承载加工贸易出口业、中心城区福田是金融业聚集的CBD、南山则是高新科技产业创新地。她是名符其实的“深圳大道”。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条深南大道当初只不过才2.1公里长。1979年，深圳市成立。为不让飞扬的尘埃把刚跨过罗湖桥的港商“呛回去”，市政府决定对深圳通往广州的107国道进行改造。于是，蔡屋围到上步2.1公里的碎石路面被铺上沥青，“深南路”由此诞生。
这一修路初衷的细节也从侧面反映出，香港在深圳产业经济发展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优势赢得巨大经济发展，但随之带来的人力和土地成本增高，也很快让香港的传统产业在世界竞争中，失去了比较优势。
与此同时，一河之隔的新建特区深圳却恰恰在这两点上拥有优势，再加上有意以灵活的管理体制和特殊的优惠政策吸引外商和港澳台商人投资兴业。一时间，大量港企跨过罗湖桥，将自己的“生产车间”迁移到深圳，形成一种“前店后厂”的模式。
港人孙国华就是其中一员，他的生意是给电脑、打印机，医院检测仪器等设备做内部金属构件。1989年，香港人孙国华将工厂搬至深圳，成为深圳较早一批来料加工企业。20多年时间里，工厂的年销售额从百万元增长到超过3亿元。
资料显示，从1979年到2000年3月，香港制造业已有85%以上迁到内地。香港在内地的实际投资额超过1400亿美元，占内地吸引全部外资的51.5%。而这期间，深圳也完成了第一次产业转型，即由特区建立初期的以建筑业和贸易业为支柱产业的经济，转型为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向型传统轻工业品制造经济，并为深圳日后的经济快速发展积攒了“第一桶金”。
从2.1公里开始，随着深港合作的不断加强，日后这条“深南路”一路向西，贯穿原特区内三区，形成“深南大道”。
角力
深圳办高交会谋转型
高交会的出现，恰恰是那个时代深港两座城市的第一次“角力”，深圳的城市发展迫切需要一次对“前店后厂”模式的突破
1999年10月5日，科技实力不如北京、上海的深圳排除万难，举办了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以下简称“高交会”），这也成为深圳产业转型的一次标志性事件。
在首届高交会中，共有各省市、国内外著名院校、美德日等国86个团组参会，4000多个项目登上交易台。会展结束时，共成交项目1459项，成交总额达65亿美元。正是借助首届高交会这个平台，才成立一年的腾讯获得了第一笔风险投资，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现在，高达193米的腾讯大厦耸立在深南大道北侧，成为新地标。
事实上，高交会的出现，恰恰是那个时代深港两座城市的第一次“角力”，深圳的城市发展迫切需要一次对“前店后厂”模式的突破。
港商赴内地投资的结构促使了香港本土产业彻底转型。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香港凡是需要多用劳动力的生产工序几乎已全部移到内地，香港逐渐变为只负责较复杂的产品设计、市场调查等内地加工业的服务或辅助部门，这些变质的制造业，正是服务业。
此时深圳由于改革开放向国内腹地延伸，在政策上的优势越来越弱化。深圳提出“二次创业”的口号，率先提出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科技等支柱产业的发展观。但当时这一提议在深圳引起不少争议，认为高科技风险大，且应该是大学和科研院所做的事，而深圳本科高校仅一所。随后，深圳想邀香港一同发展高科产业，但香港未有意愿及能力回应。
在政府的一系列推动下，深圳高新科技产业最终得以稳步前行，而这一产业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深圳会展中心附近的区域，一大批包括证券、基金、信托等业态的金融公司落户，沿着深南大道排开。
蜕变
联手打造“创新圈”
当时香港具有世界一流的基础研究，但缺乏坚实的高新技术产业基础。深圳虽说具有国内最大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但缺少大院大所，一直以来都是深圳区域创新体系的缺陷
腾讯的壮大让深圳的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激增，一出深南大道进入南山区，路段两边便可见大量这类企业。而香港却因此被坊间评论界诟病。由于缺少高新科产业，香港诸如技术后勤及咨询服务、专利登记等相对滞后，服务业难以得到全面发展。
另一方面，“前店后厂”模式培育了一批能够按照现代技术，生产、加工和管理的人才、设备和配套服务。一些中小民企开始挤压港企的生存空间，再加上深圳的人力、地价上涨，金融风暴对香港的冲击，“两头不到岸”的尴尬引发香港也开始进行产业结构升级。
“大概从2003年开始，就能清晰感觉到原先香港第一代是做纺织、机械开厂发家的，第二代做金融、商业致富的那些‘富二代、富三代’变成了‘科二代、科三代’。”62岁的深港科技合作促进会会长、深港产学研基地副主任张克科说，“房地产的钱又流到科技领域，比如香港首富李嘉诚当时把钱投给小儿子李泽楷做互联网和新传媒，就是这样一种转变。”
官方很快感受到市场的变化，2007年5月，一个由深港两地政府与民间力量共同促成的“深港创新圈”落地，目的是汇聚双城创新资源、产业链以及创新系统，形成一个跨城市、高聚集的区域创新体系及产业聚集带。很快，总投资1.6亿美元、预计年产值超过2亿美元的杜邦太阳能薄膜电池板项目成为创新圈和两地联合招商的首个重大高新技术项目。
深圳社科院一位专家表示，当时香港具有世界一流的基础研究，大学、科研院所以及科研机构优势明显，但缺乏坚实的高新技术产业基础，其基础研究领域的优势难以通过产业化进行充分发挥。深圳虽说具有国内最大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但缺少大院大所，一直以来都是深圳区域创新体系的缺陷。
引爆
前海抢夺世界先机
被国家确立为“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前海也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获得较多着墨。它正是此轮深圳转型升级的另一核心——高端服务业的实验区
“提升高新技术产业”是2010年深圳第三次转型的核心之一。首批是生物、新能源和互联网，随后又相继将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文化创意纳入，统称为“六大”。从事这些产业的相当部分公司，都在沿着深南大道往西的深圳科技园。
就在这一年的7月，深圳长大的26岁青年博士刘若鹏带着自己平均年龄只有30岁左右的研究团队，在深圳南山科技园成立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此时的他，因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世界顶尖期刊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超材料的论文，且率领团队成功研制出“隐形衣”，而轰动中国和世界。如今刘若鹏的研发团队已发展成为拥有近300人的光启超材料团队，并以平均每周申请25项专利的速度，悄然成为世界超材料领域的引领者。
“深圳要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就必须抢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历史机遇，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提升国际竞争力。”近几年，外界在多种场合都会听到深圳市市长许勤的这番话。今年深圳人代会开幕当天，许勤给出这样一组数据，去年深圳全年生产总值增长10%左右，突破2000亿美元。其中，重点扶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已达到2000多个，总体增速为经济增速的两倍以上，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超过25%，深圳成为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最大、集聚性最强的城市之一。
与此同时，被国家确立为“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前海也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获得较多着墨。前海位于深南大道尾端西南方向，距离大道仅2、3公里，而它正是此轮深圳转型升级的另一核心——高端服务业的实验区。自去年6月底国务院批复前海22条特殊政策至今，包括跨境人民币贷款、境外高端和紧缺人才个税补贴、外商股权投资、港人担任前海会计事务所合伙人、产业准入目录等14项已落实，其余的也将在今年上半年全面落地。
深港须抱团参与全球竞争
■记者观察
沿着深南大道，从罗湖到福田，再到南山，今天深港合作的步伐又走到了前海。
对深港两座城市来说，前海是一个新的交汇点。深港进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合作，将使原来一直作为“后厂”的深圳成为“前店”，从而形成双方在高端服务产业上分工互补、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即香港的优势借助前海可以延伸到内地，开拓内地广阔的发展腹地和内需市场，深圳经济则走向产业链的高端，实现跨越式发展。
“其实前海建立之初，港方有不同态度。”前海管理局副局长、首席新闻发言人何子军说。何子军所说的这些“反对”，其实是香港流传的一种“深圳威胁论”所致，即部分港人认为，前海的出世可能在香港最为支柱的金融业上夺取风头。不过，一份券商研究报告认为，香港与内地的金融业务不能畅通，构成了香港金融业发展的阻碍，香港突破困境的出路，恰恰在于与珠三角融合，“前海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弱化香港金融地位‘边缘化’的担忧”。
“三年下来，香港对于前海的认同度和投资热情都越来越高，很多香港大企业和财团都已在与前海洽谈。”何子军说，政策落地和基础设施的开发为前海招商引资带来明显刺激效果。“我们现在按正常量已经是每天要接待20-30批次以上的企业。”招商联络处副处长张锋说，去年该局共批复入区项目302个，注册金额合计372.7亿元人民币。批复入区的企业中，金融企业240家，占比78.5%。从企业性质上看，有外资企业49家，其中港资企业占到九成以上。
“我们不否认深港之间有部分竞争存在，但从更大视野看，香港不是在跟深圳竞争，而是在跟新加坡、东京、纽约和伦敦竞争。香港面临更大的问题是如何与深圳形成一个互补、互动的合作，形成一个区域的整体来参与全球竞争。”何子军说。
“双城会”反响
官员网民热议“第三城”之争
昨日南方日报独家策划的“双城会”首篇报道《广州vs天津南北兄弟间的“第三城”之争》引起强烈反响。
广州市委办公厅一位处长表示，《南方日报》“双城会”的报道敏锐地抓住了当下“第三城”竞争的话题。广州一方面要学习天津市抢抓机遇、高端谋划发展的战略意识；另一方面，广州也要坚持科学发展，“不仅要比总量，还要比环境、比市场、比生态，比老百姓的幸福指数。”
由于报道相当篇幅涉及广州南沙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的比较，也引起了南沙新区的重视。南沙区发改局一位副局级领导告诉记者，尽管目前南沙新区的生产总值只占天津滨海新区的1/10，但是南沙作为蓄势待发的投资热土潜力巨大。“南沙应该看到自己的经济活力和创新机制，以及与国际接轨便利条件。”
此外，还有不少企业代表和网友在对报道高度评价的同时，也纷纷为广州未来发展出谋划策。如知名网友、南方民间智库成员“厦门浪”就指出，“第三城”之争关键在于拼科技。根据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广州的科研投入依然将略低于天津。广州如果在科技上不加大投入，就可能在竞争中落后。
（责任编辑：王姣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