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各项经济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4800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6%。其中，一季度增长7.7%，二季度增长7.5%。国家统计局认为：总体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仍处在年度预期的合理区间，但经济环境仍然错综复杂。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从三个方面解读了二季度GDP增速下滑的原因：一是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回落是潜在生产率下降的一种客观反映；二是国际环境仍然复杂严峻；三是增长速度的适度下滑也是党中央、国务院主动调控的结果。
数据出台就引发业界的关注：中国经济增速继续回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已是事实，对于今后中国经济要进行改革、调结构也达成共识，但由此引发的阵痛以及对于GDP增速的底线在哪，舆论也有相关讨论与预测。
市场在猜测政府容忍底线在哪？
比起逐渐放缓的中国经济，一时间，更让市场焦虑、看不清的是政府对于未来经济下滑的容忍度。
今年3月份两会期间，中央政府设定的全年增长目标为7.5%；在随后5月份李克强称中国从现在到2020年需保持7%的年均经济增速；6月底中国金融市场经历了“钱荒”后，市场对经济增长前景迅速黯淡；7月10日李克强表示，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考虑到“上限、下限”这样较为明确且严肃的措辞，市场很容易地将其与“两会”上的全年目标挂钩。
可是仅仅在一天过后，财政部长楼继伟在11日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的表态却更加让人捉摸不透：“6.5%或7%的增长都不会成为大问题，很难给出一个底线，但是根据当前掌握的数据，我们很有信心。”此后虽然新华社的稿件中修改了楼继伟的讲话，而且财政部一位发言人称有关楼继伟对经济增长目标表态的报道不实，属于口误，但未就此详述。这种瞬息万变，不同级别、不同部门官员给出差异明显的增长预期，对于政府对经济下滑的标准限度一时间让市场迷茫。
但外媒《华尔街日报》对此的解读是：中国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暗示，中央政府可以容忍经济增长速度大幅放缓，这无疑强化了中国增速回落势头加剧的前景，同时表明中国政府回到刺激性支出道路的可能性不大。《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高管楼继伟的表态还意味着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底线要低于此前预期，经济增长放缓是更大范围的经济转型过程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将降低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依赖，转而加大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经济下行需要有应对办法，然而目前更需要担心的是，当经济下行风险加大时，官方预期和宏观政策依旧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人们对于何处是底、政府是否会做出应对仍只能猜测。对此，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沈建光撰文指出：如果统计数据不能切实反映真实情况，将不仅为学术界与投资者的研究平添困扰，也更将极大的影响决策层政策的有效性。如三驾马车贡献率与投资、消费实际表现有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分别是45.2%、53.9%，而一季度二者分别为50.5%、30.3%。这意味着二季度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仅提升且大于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但这与同时公布的二季度悲观的投资、稳定的消费显然也不相符。还有出口数据也被高估。今年前4月份，中国出口由于虚假贸易的存在而参杂了较大水分，尽管这一现象在5、6月份得到了遏制，但早前数据已经无从更正了，而4月出口靓丽也需要将二季度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率略微下调。
不过楼继伟在美明确表示，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目前增幅放缓是结构调整的必然现象，而结构调整是痛苦的事，想“非常舒服”是不可能的。不过他认为：迄今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已现成效，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有所提高，服务业所占比重增加，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也在减少。
此观点也得到了苏格兰皇家银行RBS中国经济学家Louis Kuijschief的认同：整个第二季度中，国内整体需求实际上对GDP数据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从这个角度来看，制造业部门实际上是目前衡量整体经济情况的一个很好的晴雨表。国内需求和服务业部门要比出口和工业部门的表现好很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仍然不会面临失业问题的原因。
经济将缓慢下行或进入7时代
二季度经济放缓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而对于下半年经济形势是否会继续放缓尚存争议时，网民对趋势预期竟有八成的相似。上海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胡月晓认为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已形成如下共识：在转型过度时期，经济增速或有短暂下降，但下降幅度有限；当前经济增速仍处在政策合意范围内，政府料暂时不会出台刺激政策。
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朱海滨表示：下半年，由于此前的对比数据基准非常高，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预计第四季度中国GDP增长或将放缓至7%，但是下半年GDP环比增长将会有所提速。整体政策方面预计不会有大的变动，政府也将不会采取大规模行动来削减过剩的生产力，财政和信贷政策将在下半年更偏向于支持经济增长的方向，包括对小型企业提供更多的帮助、促进技术升级等。
在2013APEC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上，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稳增长主要是为了保底线，而这个底线恐怕是7%，调结构是着眼于未来，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供空间。李稻葵认为目前的难题是大学生就业。如何保证700万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才是稳增长的目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认为下半年中国经济仍将是下行态势，除非采取比较强的刺激措施来扭转这个趋势。但目前看来，中央政策取向是容忍经济增长速度一定程度的下滑，要追求有效率和有效益的增长，同时严防出现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由于采取强烈刺激措施的概率不大，不排除三四季度经济出现较大的调整。同时鉴于城镇化、工业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促进因素，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走势，他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胡月晓则从国际经验角度也认同：经济转型初期经济增速通常会有一个深度下探的过程，然后再回归到一个比前期高速增长阶段低一个台阶的正常区间。从过去的经济运行态势看，过去30余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适宜运行区间为9%-11%，平均值为10%。那么，在中国经济转型下，新成长阶段下中国经济的合适增速为多少呢？国际经验告诉我们，6%-9%是一个较为适宜的区间！ 中国经济目前的 “低迷”状态仍将中期持续（至少2-3年），甚至可能还短期再下降。
北大国际政治研究学者张开元表示，三季度的数据还会降，今年全年公布的数据也将是在7.3%到7.4%。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认为，按上半年的表现及趋势，如果不适度刺激，则难保全年7.5%的年初设定的目标值。
部分媒体认为楼继伟在华盛顿的发言已暗示，经济增长放缓是更大范围的经济转型过程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将降低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依赖，转而加大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容忍增长放缓，一个原因是就业市场的表现较为强劲。最新迹象显示，中国的招聘需求依然保持了较为旺盛的势头，并未出现2008年末金融危机时失业人数剧增的迹象。
对于GDP增幅7%的预计，也有不少专家不认同。北京大学副校长、经济学家刘伟在《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3》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全年中国经济增速预计在7.5%之上。他认为，目前的经济增速在预期目标范围之内，不必过于担忧。对于目前经济增速的回落，他认为，以绝对速度来说，目前7%-8%之间的经济增速并不低，属于预期目标锁定的范围之内。同时强调，经济增速的回落要伴随着淘汰落后产能，一定要下这个决心。
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3》指出，2013年中国C PI涨幅可能会比2012年有所回升。目前中国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G D P下行的压力，中央政府从宏观调控上主张放缓经济增长速度，而地方政府大多希望保证增长，这其中不仅是经济学问题，也存在各方的利益博弈。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认为，二季度数据尽管走低，但是仍然在预期之中，经济稳中有进。
对东南亚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影响
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继续放缓，东南亚地区的企业高管和经济学家正在准备迎接随之而来的挑战，尤其是原材料领域。
7月15日《华尔街日报》文章《中国经济放缓引发东南亚地区担忧》指出：虽然中国经济发生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波及整个全球经济，但东南亚地区受到的冲击将尤为明显。一直以来，中国经济对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为东南亚第一大经济体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带来巨大提振，随着来自中国的需求的放缓，大宗商品价格，尤其是煤炭和棕榈油价格去年出现下跌。印尼的煤炭企业、割胶工人以及棕榈油农场的工人现在担心，好日子可能要结束了。一些经济学家预计，今年印尼经济增速可能自2008年以来首次回落至6%以下。
新加坡也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获益良多，该国依靠自身旅游和地产方面的优势吸引了大量来自中国的资金。目前中国经济的放缓对新加坡的影响尚不明显，但经济学家们表示，如果中国经济持续滑坡，可能最终打击新加坡电子产品、制药和石油产品行业的出口商。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宏观经济分析师管清友 , 朱振鑫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再平衡之痛与中国出路》指出：2013年5月以来，在内外环境的冲击下，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出现经济社会动荡。表面上看，这些事件的起因纷繁错杂、毫无关系，但实际上，这都是全球从“失衡”加速走向“再平衡”引发的痛楚。
金融危机前十年，发达国家过度杠杆化、自由化，货币政策持续宽松，财政和国际收支维持双赤字，新兴市场享受了由此带来的外需和外资，形成了出口导向、投资主导、信贷驱动的畸形发展模式。使得全球“再平衡”的痛苦正从贸易、资本、经济与社会四大方面加速在新兴市场发作。
当然文章也开出了相应的“药方”，牢牢抓住改革的抓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中国仍有可能在下一轮全球化中占据先机：第一是新型城镇化，借此可以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第二是新型市场化，借此可以解决供给低效问题，增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第三是新型全球化，借此可以缓解外部风险，增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责任编辑：袁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