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大款”，高福利的“神木模式”还能学吗
——“关注神木”系列报道之三
神木人徐大年(化名)至今还不愿相信，一家人辛辛苦苦攒的200万元，就这么白白打了水漂。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因煤而富。“黑金”让不少神木人在这里谱写了金钱神话。而继温州、鄂尔多斯先后发生民间信贷崩盘后，神木也因煤矿的萧条，引燃了民间金融坍塌的导火索。
在经济难关的大考之下，高福利的“神木模式”能走多久？
煤炭与民间信贷捆绑，“神木模式”遭遇“绊脚石”
神木顶着无数与煤相关的光环——中国第一产煤大县(亿吨级)、全国最大的兰炭基地(千万吨级)。也因此，神木百姓的生意经几乎都跟煤炭有关。
然而，这个在徐大年眼里“只赚不赔”的买卖，却在2012年下半年开始出现颓势，今年的形势就更加严峻。
3年前，表哥来到他家，说要带他一起“赚大钱”。
“我认识一哥们儿，最近想一起做点煤炭生意，但手头缺点资金。你手头要是有闲钱，借给我，给你开三分利。”
徐大年心动了，反正这钱存银行也是闲着，不如放出去吃点高利。在神木县“十户九贷”的大环境下，这并不是一个太艰难的决定。
“那时候大家都在倒煤，谁会想到，有一天会落得个血本无归？”
今年7月18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公布了2013年上半年煤炭经济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煤炭累计产量17.9亿吨，同比下降3.7%；煤炭销量17.5亿吨，同比下降3.8%。
同时，由于企业利润大幅下降，亏损的煤企也越来越多。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前5个月，规模以上煤炭企业的利润同比下降43.9%，亏损企业亏损额达198.58亿元，同比增长134.6%。
煤炭行业遭遇了“滑铁卢”，煤炭重镇神木也不能幸免。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煤老板“跑路”、地产商自杀、民间信贷崩盘等噩耗开始频频传出。
徐大年始料未及，“我的钱不会也被套住吧？”
然而，去讨说法的徐大年敲开表哥家大门时，他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电视没有了，冰箱也没有了，甚至早年表哥结婚时徐大年送他的一套红木家具也不见了踪影。空荡荡的客厅里就剩下一张脱了皮的老饭桌，和几张不配套的椅子。
徐大年这才知道，自己“摊上事了”。
榆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榆林市2013年一季度经济运行分析》显示，今年一季度，神木县99处地方煤矿中，只有7处正常生产，42处停产，50处在做基建，同样暂停生产。
徐大年的表哥也没能幸免。除了徐大年的200万元，表哥还从“地下钱庄”借了不少钱。原本债主宽限了还款时日，但煤炭行业始终不见起色后，债主便搬走了表哥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抵债。
面对表哥如此境遇，徐大年懊恼之余，也只能自认倒霉。
“都是自家人，难不成还把他告上法庭？怪也只能怪自己贪心。”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徐大年的情绪都非常低落。“我甚至想到过死。”
很快，徐大年发现，和自己有相同遭遇的人越来越多。住在自己楼上的一家，也是欠了别人几千万元，讨债的人从早到晚蹲守在那里。
“有时还能听到摔东西、大吵的声音，但没人去看热闹，也没人去劝，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徐大年说，有一段时间，他家楼道里总有几个社会青年在游荡，后来才知道，那是有人以每天500元的价格雇他们“看”着楼上那家，如果发现苗头不对，就随时“给点教训”。
如何解决神木民间信贷纠纷问题，成为摆在新任县委书记尉俊东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8月1日，尉俊东在神木县领导干部大会上表示，要将人民群众的损失降到最低，同时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引导民间资金成为现代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重塑“诚信神木”。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由于长期依赖煤炭发展，煤炭工业的低谷，不可避免地波及了政府财政。
《神木县2013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显示，上半年，神木县财政总收入为87.97亿元，下降了31.6%，占该县全年任务230亿元的38.9%。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实现24.1亿元，下降23.8%，占该县全年任务60.5亿元的39.8%。
报告说：“财政减收额进一步拉大，减收趋势愈发严重。按照上半年发展趋势，财政收入计划任务基本上无法完成。”
面对这种状况，神木县委副书记、县长黄建军提出，要按照“保民生、保运转、保重点”的工作思路，科学谋划财政收入和支出。
为了避免煤炭颓势继续捆绑神木发展，尉俊东表示，要加快经济转型，围绕煤炭做转化、围绕转化做规模、围绕规模做深加工，积极筹划、推进各类转化和深加工项目落地，并将出台扶持政策，推动民营企业“释放产能”。
大考之下的神木模式
地方政府全年的财政支出，是参照年初预算收入来安排的。目前财政收入减少，势必会影响到某些支出的实施。
当地民众担心的，就是相关民生的财政支出难以得到保障，领导会“突然哪天一拍脑门”，终结掉全民免费医疗和15年免费教育。
面对老百姓的担心，尉俊东明确表示，民生建设投入绝不会减少，民生工程覆盖面也不会缩小，并将从严控制开支，压缩“三公”经费，用干部们的“紧日子”守住老百姓的“好日子”。
“目前，神木确实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但教育这块蛋糕，只会多，不会少。”神木县教育局财务科科长薛志林说。“免费教育”政策从2002年开始进行调研，到如今的11年里，他一直参与其中。
“如果有一天真的出现财政不支的情况，我们也会优先保住免费教育和医疗这两大民生工程。”
据薛志林介绍，教育优先工程是神木县十大民生工程之首，这其中，免费教育又是教育优先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内容之一，这一块会被“优先照顾”。
“15年免费教育”的试点，并不只是神木一地。
同样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的府谷县，也“因富思教”，于2011年实行了15年免费教育。此外，陕西省宁陕县、吴起县、高陵县等地也实现了15年免费教育。
甚至，在遥远的南方，广东东莞的石排镇迈出的步子更大。从2008年开始，该镇逐步实现了幼儿园至高中阶段的免费教育。2010年9月开始，石排镇的免费范围惠及大学生至博士生群体，达到了“25年免费教育”。
遍地开花，意味着我国有条件在全国范围内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吗？
这种呼声自2012年开始不断推高。这一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首次实现了4%的目标，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然而，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7月20日表示，目前，国家还没有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考虑，也没有在局部地区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打算。
那么，神木的免费医疗、教育完全是“靠钱堆出来的”吗？
中国青年报记者查阅，2012年，神木县财政公共预算支出693825万元，教育支出193894万元，占总支出的27.95%；医疗卫生支出44369万元，占总支出的6.40%。
同年，神木的GDP达到1003.89亿元。据此计算，教育支出与医疗卫生支出分别占全县GDP的1.93%、0.44%。这两个比例，并不如一些学者猜想的“高得吓人”。
记者还测算了2011年开始“15年免费教育”的府谷县相关数据。这一年，该县的公共预算支出为29.71亿元，其中教育支出9.91亿元，占总支出的33.36%。2011年GDP为407.95亿元，教育支出的投入占全县GDP的2.43%。
在各省份GDP排名靠后的西藏，也于2012年9月全面实现了15年免费教育，“成为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级首例。
神木的“15年免费教育”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2002年，神木县就有了分类分步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的设想。2007年，全县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实行“零收费”教育；2008年，将高中阶段学生纳入免费教育范围；2011年，才实现了包括3年学前教育在内的15年免费教育。
“这样分类、分步走的设想，就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薛志林说，“免费教育范围的每一次扩大，都要经过前期调研和测算。我们也是结合财政状况，作出每一步部署，不是想当然。”
7月20日，教育部负责人还指出，我国普及义务教育的时间较短，基础还比较薄弱，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的差距仍然比较突出。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我国的经济实力仍然有限，而要做的事还很多，现阶段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条件还不具备。
虽然和国家步调并不一致，薛志林仍然“力挺”神木县免费教育。
神木县发改局副局长高海雄也认为，尽管现在面临危机，但每年“投入五六亿元搞教育和医疗”不成问题。
“而且，我们还有慈善基金作保障。”
高海雄口中的慈善基金，指的是陕西省神木县民生慈善基金会，其基金收益全部用于神木县“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三大民生工程的额外补充，因此也被称作“三大慈善公益基金”。
2011年6月，该慈善基金会正式启动，并于次年3月29日正式挂牌，成为国内最大的非公募基金会。基金除依靠在神木的企业、企业主捐助外，当地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也是筹款的对象之一。
成立初期，该基金因在短短两小时内募集意向性善款达38.18亿元，受到媒体关注，后又被曝出存在强制募捐行为，而受人诟病。
8月1日，神木县的新任“大管家”尉俊东表示，“在今年的特殊时期”，企业可以暂缓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并禁止一切向企业摊派、募捐、赞助等行为。
截至2012年年底，该基金会到账资金近21亿元，募得“意向捐赠资金”额度为43亿元，计划到2020年，要募集100亿元。
我国距高福利国家还有多远
遭遇挫折的“神木模式”，是否还能够持续下去，并进而发展为“神州模式”？
曾接待过广东、四川、湖北等多地考察团的郭永田不置可否：“他们都赞成神木的成本控制模式，但具体他们照搬了没有，我没有回访过，不清楚。我们管不了神木以外的事。”
薛志林也表示，“模式复制”还要看具体实施地区的情况。
“财政有钱，是实现免费医疗和教育的基础，但不是有钱就能搞。”郭永田说，神木之所以能够施行全民免费，除了“不差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人少”。
“我们只是百强县，并且也不是首位，还有很多地区都比我们财力雄厚。”薛志林也说，“但他们人多，如果人均少，一样不能推行免费医疗和教育。”
作为全国第一个“吃螃蟹”的县，全民免费医疗打破了沉闷的医改困境。就连卫生部部长陈竺也曾说过：“医改不能没有神木经验。”
“但‘神木模式’不可能发展为‘神州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医疗改革与医药产业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王震说，政府在具有一定财力之后优先考虑投入民生，这种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但‘神木模式’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东西，只可能在神木地区实现。
“高福利模式一方面需要很高的经济水平做支撑，实现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还需要有很高的管理水平做后盾，才能使投入的资源不至于浪费。”王震说，免费医疗尤其需要精细化管理，才能杜绝‘小病大养’的过度医疗现象，真正做到物尽其用。
“但目前来看，我国还不具备搞全面免费医疗、教育的条件。”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元京也不看好“神木模式”。
“诸如‘全民医疗’这样的高福利，目前在我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实施，必然会导致政府财政的崩盘。”王元京说，“一刀切”的全民免费医疗绝对不可取。
他认为，政府要做的工作，应该首先抓住低收入人群，解决这部分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惠民政策的可持续发展。
王震也认为，“大跃进”式的高福利绝不可取。
他说，全民福利在欧美一些国家都做得非常好，但也会产生因滋生懒惰而造成效率低下的问题。2008年欧洲爆发金融危机时，高福利国家冰岛受创最深，成为危机中首个破产的国家。分析普遍认为，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因为维持高福利的刚性需求，对财政形成了巨大压力。
“高福利并不等于高质量。”王震说，英国的免费医疗制度已经做得很成熟，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在英国，等待免费医疗救治的病人非常多，排队救治的结果可能是，等排到你了，你的病都好了。”
而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尽管在公立医院实现了免费医疗，但政府的投入相当有限。排长龙、缺医生、缺设备、缺病床、缺药等现象十分严重，也因此，除了花不起钱的穷人会到公立医院就诊外，多数印度人仍然会选择在私立医院自费就诊。
王震说，“我们在建设社会保障体系时，要充分考虑利弊，才能不留隐患。”
（责任编辑：宋雅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