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最近，年轻干部提拔颇受关注。山西长治干部公示显示，80后干部14岁即参加工作；此外，湖北官场涌现大量“周森锋”式年轻官员。无独有偶，随着浙江新一轮县级党政班子的调整，浙江省也涌现了一批70后县级领导干部。4月9日，深圳市委组织部连发33名正副处级年轻干部和8名副局级干部的公开推选公告，限定正、副处级干部最高年龄分别为35岁和32岁……虽然干部年轻化是一项重要的用人原则，然而时常爆出的最年轻市长、县长、镇长，此类“新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也引来一些质疑之声。干部年轻化，给基层组织增添新活力的同时，有人担忧一些年轻干部因缺少基层实践经验，不能适应新岗位的要求，以及质疑选拨程序是否公开透明等等。
背景
>>>湖北实施年轻干部成长工程 集中选拔70后和80后
提拔年轻干部在全国并非新鲜事。不过湖北的“年轻干部成长工程”，仍引起全国关注。湖北这一“工程”自去年实施以来，已选拔了2160名年轻干部作为培养对象。这意味着湖北官场将出现两千多名年轻官员，“80后”厅处级官员也将越来越多。其中相当数量的年轻干部，将突破传统的官员任职年限和基层任职经历等规定，会被破格提拔。
原因
湖北党政干部年龄偏大
湖北大批量提拔年轻干部，是因为湖北各级党政干部年龄结构偏大、年轻干部不足。据湖北省委组织部的数据显示，湖北省市州领导班子成员共有550人，其中40岁以下的仅有10人，占1.8%；41岁至45岁的只占9.6%。全省103个县市区领导班子成员共有3658人，其中35岁以下的仅58人，占1.5%；35岁至40岁只占9.7%。
不过，通过领导“工程”大批量提拔年轻干部，如何避免“任人唯亲”；实际操作中，如何避免对年龄要求简单化、机械化；如何保证不符合“年轻干部”年龄条件的干部群体享有公平的晋升机会，将成为湖北政界面临的考验。
>>>浙江:70后崭露头角成为县级班子"一把手"
在浙江，越来越多的“70后”走上县级党政领导岗位。去年以来，浙江省先后公示了5批次、161名区县党政“一把手”换届人选，其中有相当比例“70后”甚至“75后”。比如，在去年11月公布的106名区县党政“一把手”名单中，就有26名70后干部，约占四分之一。
典型人物
1978年的平湖市长朱林森上任马不停蹄
作为浙江省最年轻的县(市、区)长之一，生于1978年的平湖市市长朱林森的日程表总是排得满满的。上午参加会议，下午到基层调研，周末接待来考察投资环境的客商……此前担任嘉兴团市委书记的朱林森走上新岗位的1个多月来，几乎没有休息日。“他原来是群团干部，担任政府正职跨度大，现在正在尽快进入角色，熟悉环境。”一位平湖干部告诉记者。
摘掉“有色眼镜”看年轻干部成长
“逢提必疑”不可取
最近，“焦三牛”式的干部被提拔重用引发质疑，联想到“最年轻厅级干部”张辉、“最年轻市长”周森锋、“最年轻镇长”牟阳……年轻干部破格提拔备受关注、饱受非议，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年轻干部“逢提必疑”的现象。
选拔年轻干部往往要“打破常规”，有一些争议、受一些质疑也属正常，对加强干部选拔任用监督，防止用人不正之风，促进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健康发展能够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但一有年轻干部被提拔重用，便妄加猜疑、群起攻之，此风不能长。当前，对年轻干部提拔质疑原因有多重。一个重要因素是，个别地方在干部选任上的不正之风、违规之举，往往被广泛传播、过分渲染，甚至刻意歪曲、以讹传讹，不断地聚焦放大、相互叠加，使人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一有年轻干部提拔，就会下意识进行“有罪推定”：这家伙肯定有关系，个别反面案例被异化成对年轻干部违规提拔的“整体假想”。
“唯成分论”要不得
一夜之间，焦三牛被网络推到“富二代”、“官二代”的位置上，各种质疑直指所谓的“背景”。然而，各方调查表明，小伙子家境贫寒，是名副其实的“穷二代”。
焦三牛的窘境表明舆论对个别地方存在不正之风的担忧，对风清气正地选人用人的期盼。但同时也反映出一种偏激情绪：不分青红皂白，不问品行学识，简单以家庭出身作为是非判断的标准，这就陷入了“唯成分论”的误区。
舆论关注年轻人才选拔是件好事，有助于提高干部选拔的质量。但这种关注应该将焦点集中在选拔工作本身和人选的德才素质上，而不是纠缠于一个人的出身和家境；应该发表持平之论，而不是偏激之词；应该是客观的观察与思考，而不是先入为主、带有主观成见。再回到焦三牛身上，他是毕业后自愿到武威工作的。一个极其艰苦、本地人才纷纷外流的地方，焦三牛这名国内顶尖大学的高材生却选择扎根于此，这是什么样的精神？在这次公选中，他笔试、面试、考察、票决样样排名第一，群众反响非常好。即使他是“富二代”或“官二代”，也不能改变其德才素质优秀的事实。这样的人才如果不用，法理何在、情理何在？
解除“唯出身论”的束缚，需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按照这些标准选拔人才，不论一个人是“富二代”还是“穷二代”，不论是“官二代”还是“民二代”，只要德才优秀，遵循“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方法，就可以选拔。
解读：“工程”提拔有代价
尽管湖北大批量培养年轻干部的出发点既必要又合情合理，但周森锋和牟阳等人的迅速升迁仍然引来不少质疑。年轻干部成长工程在湖北推行，最直接的影响同样来自党政部门内部。领导岗位僧多粥少，一些在基层长期工作的干部，可能因为硬性的年龄规定而失去机会。按照传统的干部任免制度，一名副科级官员要升正科，必须在副科职务上干至少两年，以后每升一级都要两三年，干部升迁速度较慢。
之所以社会对年轻干部提拔质疑多，还在于对被提拔的年轻干部信息公开不够。对于官员信息公开到哪一步、如何让公示更全面、更有说服力，各地都应该积极探索。客观而言，目前官方公布的信息十分有限。尤其是对于如何认定“特别优秀”、如何避免各地利用“破格提拔”任人唯亲方面。
宜都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青松也表示，年轻干部也可能存在一些缺陷，如经验不足、历练不足的问题。目前湖北对年轻干部的一个特殊考察方式是，两千多名年轻干部培养对象中，部分人被选派到抗洪救灾、信访维稳、征地拆迁等岗位锻炼考察。
专家：选干部别一刀切
实际上，随着全国各地相继出现“24岁副处”、“29岁市长”、“80后副厅”等年轻干部，干部年龄已经成了一个刺激公众神经的敏感话题。
“年轻干部有理想、有干劲、有创新精神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过度强调‘年轻化’，甚至把它当成惟一刚性的指标就不对了。”中央党校党建研究部一位教授指出，现在有些地方比着降低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你50我就45，你45我就40，这是把“年轻化”庸俗化了。“干部任用只要严格遵守任期制，年龄就不该对干部的任用产生过大的影响。”
“工作中需要新鲜血液，也同样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干部。”一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面对基层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更需要一些年龄稍长的干部，以他们经验丰富、情况熟悉、善于做群众工作的优势，来破解难题。”
论坛上，有网友直言不讳地说：“如果用‘一刀切’式推行干部年轻化，不仅挫伤那些因年龄原因无法合理任用的优秀干部，也易滋生他们不安于现状的浮躁情绪，不利于年轻干部成长。”
有关专家表示，公众对于一些年轻干部表示质疑，矛头看似指向年龄过轻，实质还是从这些干部的履历中，看不出有什么过人之处。“在年轻干部提拔上，一定要讲究科学提拔，而不是为了指标、比例，把不符合条件的年轻干部也提拔上来。”
专家指出，年轻干部应该认识到，自己的提拔任用除了个人努力外，还有机遇、干部结构需要等因素，要正确认清自己的长处和不足，虚心学习，不断提升自己。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批“70后”干部走向政坛前台是历史的必然，这是实现党的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需要。但选拔领导干部不能唯年龄论、不应以年龄选人，应促进形成干部的立体化布局，年长与年轻的领导班子搭配合理，可以使知识构成、个性形成互补，更好地发挥出各自优势。但过多追求干部的年轻化，就会造成干部队伍对工作的不适应，同时导致群众的不信任，特别是对选拔过程不透明的年轻领导干部会产生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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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尹彦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