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上海3月14日讯 (记者李治国)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余明阳在上海交大安泰深度思考论坛上表示，中国家族企业已经进入“二世”时代，正面临诸多挑战。
余明阳主持调查了样本企业182家，均属于中国家族企业中最杰出的企业，同时在同行业排名前3位的优秀企业。其创始企业家平均年龄52岁，未来10年，都将进入或者已经完成“接班人”产生与权力交接过程。调查显示，18%的“第二代企业家”愿意并主动接班，有多达82%的“接班人”不愿意、非主动接班。其重要愿意是它们看到太多父辈们的辛苦与无助，优化民营企业家生存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家，让社会充分尊重成功者是社会宏观管理中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
调查显示，第二代企业家尽管教育背景、个人特点、从事行业、发展履历各不相同，但某些文化特质确是具有共性的。比如，教育良好，大多有国外留学背景，54个样本中，大多数“企业接班人”具有留学国外的背景，即使没有留学，也在国内大学获得博士、硕士、EMBA、MBA、学士等学位，且不少毕业于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名校，入职前有公务员、教师等职业背景，受过非常系统的教育培养。视野开阔，多数具有领导特质，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优越，且父辈交往多为权贵，耳濡目染使得视野开阔、见多识广，富家子弟出手阔绰，往往身边云集一群“小兄弟”，从而养成“孩子王”的领导特质，多数习惯于呼风唤雨、吆三喝四，成为群体中的核心人物。履历简单，尤其缺乏草创的市场磨练，与其“草根”父辈相比，缺乏从第一线生产、营销、甚至建厂房、搬货品、搞推销等草创的市场磨练。大多数从国外或国内大学毕业后进入企业担任高管，或当一般公务员等转而进入企业，在企业里面其身份特殊，没有过多的压力、委屈、磨难。个性较强，传承或互补父辈个性，因父辈创业忙碌，大多在接班人成长阶段较少与其交流相处，从而使孩子生活环境较为特殊，养成较强的自我个性。有些成长抗压能力强、生存能力强的独立性性格，也有些变成缺乏自我节制与妥协能力的人。往往与父辈成为传承或互补两种极端的性格走向。高位介入，基层人脉、经验积累不足，与父辈创业时一群患难兄弟相辅佐不同，大多数接班人所交的朋友圈子是共同享乐的狗肉兄弟，这种关系不一定经得起困难甚至是灾难的大浪淘沙。也缺乏应逆境时的处事、处世经验，显得不够踏实、落地。网络公民，具有新新人类的文化群像，接班人中，大多数70后、80后出生，受网络影响深刻，具有新新人类内心孤独、自主感受强烈、心灵深处的特立独行、深层交往拘谨、凡事持批判态度、冷漠、不关心与己无关之事等文化特质。关注“虚体”，不少人对实体经济缺乏兴趣，热衷于“虚拟空间”，钟情于“虚拟经济”，对于网络、电子商务、盈利模式、VC、PE等投资方式兴趣浓厚，对创办实业、成本控制、精细化管理等则兴趣不足。冲突显著，接班方式呈多元化，实际上不足1/5的人主动要求接班，有的是对严厉、小气、事无巨细、自以为是的父辈不满，，有的是对传统产业毫无兴趣，有的养尊处优惯了以后不习惯被约束，有的是国外生活多年不适应国内风格，大部分是被动接班，接班后与父辈急原始创业人群冲突显著。改革困境，不变市场不接受，变革老爸“老臣”不接受，内在性格冲突，外在环境冲突，构成难解的改革困境。
调查显示，“企业接班人”还存在诸多深层难题。首先，“职业化经理人”机制尚未形成，中国的民营企业包括中国的家族企业，其创业者基本上处于政治背景的改革家和学术背景的“儒商”两种状态。所谓的“职业经理人”体系，与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和纽带关系相比，显着非常脆弱。在没有职业经理人立法规范和社会建构的条件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显得毫无基础，因而导致家族化的传承成为必然的选择。第二，“主流价值观”缺失，中国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传统的价值体系向“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和“仁、义、理、智、信”等，已俨然缺乏社会基础。而新的既有中国文化传承又适应社会需求的价值体系又尚未形成，导致主流价值观的缺失。这对中国家族企业走向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规范管理和团队整合带来巨大的困难。第三，“工业化文明”的洗礼，西方的企业发展经历了农耕文明、工业化文明和信息文明三个阶段，而中国在80年代初尚处于“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农耕文明时代。而当今中国已有近5亿互联网用户，短短三十年，中国从农耕文明直接进入信息文明。工业化文明做为制造业的过程或许是可以跳跃的，但工业化文明带来的规范化习惯其形成过程却是一个逐步积累的漫长阶段。没有这样的积累，缺乏基本的合作规范，中国家族企业中的随意性和主观性便会显得更加突出。第四，“创始企业家”的人格注入，企业是企业家性格的外化，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就会带出什么样的企业，产生相应的企业文化。中国家族企业受创始企业家性格的影响非常巨大，其内在基因中无不显示着创始企业家的精神价值。这对第二代企业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一旦去除这种影响，企业便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旦延续原有基因，这又会变成一代不如一代的文化衰竭。第五，“全球化市场”的来临，“二世”企业家所处的时代和其父辈相比已有了本质上的差异，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市场共享化、国际国内竞争的汇流使得企业必须在更广阔的坐标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其战略构建和运营体系也必须顺应这一深层变化。第六，“系统竞争时代”的到来，如果说创始企业家更多强调的是“一招鲜吃遍天”的简单竞争方式的话，那么“二世”企业家已面临着系统竞争的全新考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线下网络与线上网络、硬实力与软实力、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物质奖励与精神激励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元素都需要新一代企业家去整合和考量，没有这样的驾驭能力，更本无法适应系统竞争时代的考验。第七，“分合并进”趋势，一方面，中国市场已经进入到市场超细分阶段，市场的“碎片化”要求企业高度专业和高度聚焦；而另一方面，由于前几年中国企业发展当中机遇众多，创始企业家通常受着各种诱惑，又拥有大量的发展资源，往往容易走向很多元的产业发展。这就需要对原有战略定位和产业结构进行梳理，深度调整和顶层设计任重道远。
余明阳认为，“二世”民营企业家已充分显示“新商帮”的文化差异性，即商帮的文化与传承对企业的延续与发展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新浙商、新苏商、新粤商、新闽商、新鲁商等“新商帮”雏形业已形成，这对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前景有重要作用。但是，“二世”企业家所面临的挑战与压力是前所未有的，这对“二世”企业家的个人素质与社会运作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只有能适应这样的挑战才能在新一轮洗牌中立于不败之地。
（责任编辑：尹彦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