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片二：讨薪为何依然这么难？
(音乐，一组各地按照“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新闻标题)
解说：岁末年初，各地处理首例“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新闻标题开始频频出现，事实上，这项曾引来热烈关注的刑法罪名，在2011年5月1日正式实施后就陷入了沉寂，直至年关将至，才终于有了零的突破。已知的几个案例，最轻的判处拘役两个月，最重的有期徒刑一年半。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至于说有的案例判得轻，这是由于我们这个法律刚刚出来，一些具体量刑的标准现在还不是太明确。
解说：刑法规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最高可判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至于欠多少钱判多重的刑，目前并无标准，要靠各地法院斟酌而定。抓得少，判得轻，要形成威慑力，还真是不容易。所以，在这个年关，欠薪的例子仍然随处可见。
解说：本周，四川巴中籍农民工谭勇，仍然没有拿回他两年前被拖欠的工钱。
谭勇：我现在是在渠县的工地上，干钢筋，那个桥梁钢筋制作，安装这些活。就在找活干，要生存啊。
解说：两年前的2009年底，谭勇和另外一百多名巴中老乡，在跟随同乡的包工头何林太来到贵州六盘水，当时贵州重点公路项目水盘高速正在这里如火如荼地施工，谭勇他们一心想着这是大项目，做好了肯定赚钱，却没有想到，那会是他两年恶梦的开始。
谭勇：刚开始一分钱都没有给过，到了2010年5月份我们就开始交涉，一直到了2011年过春节的时候，他们当时给了20万，说一人先拿一点路费回家过年，说项目部现在没钱，叫我们忍耐一下，过完春节一开工的时候再给我们支付一部分钱。我们当时也比较听话，就说可以。那20万我们分到手上一个人就一两千。
解说：谭勇所在的水盘高速第五合同段，由浙江正方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承建，像建筑市场上常见的一样，层层转包，浙江正方一度将工程包给贵州警通公司，贵州警通又包给一个叫余瑞久的人，余瑞久则找到了何林太带领的巴中农民工队伍。
四川省巴中市农民工维权救助中心副主任王晓荣：何林太跟转包给他的那个人签订了一个合同，我看了，那个合同我见了，现在我手头都有那么一份，A4的纸就半篇，上面就没有怎么约定，在法院打官司上面，那个属于无效的。还有一个问题，跟何林太签合同的这个人，在中途的时候已经被浙江正方清出去了，清走了，找不到这个人了。
解说：谭勇和工友们一共被拖欠了300多万元工资，眼看打官司又不行，大包工头跑了，找浙江正方和当地政府也都没用，2011年5月的一个清晨，已经讨薪一整年的谭勇，在绝望中爬上了40米高的塔吊，想用这种极端方式引起关注，把钱要回来。他一共在塔吊上待了68天。
王晓荣：说实在话，在上面68天什么概念？六盘水的气候也非常极端，早晚非常冷，中午非常热，在塔吊那几个平方的操作间里面呆那么多天，确实生活非常艰难，非常可怜。
解说：谭勇最终支撑不住被劝下来时，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他悲愤地质问，不是有工程保证金吗，不是农民工工资优先支付吗？为什么不能落实。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据我了解，有的大的建筑施工项目还是施工方(垫付)，也就是发包方他先期可能资金并没有完全到位，是由施工方自己出钱来垫付施工款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让他(施工方)去落实工资保证金确实难度比较大。
解说：工资保证金制度早在2004年就出台，相关部门年年强调，却至今仍难以全面落实。干活拿钱，本是天经地义，法律和制度规章也不少，但欠薪讨薪还是年年有。如今，当初和谭勇一起讨薪的工友们，大多数为了生计四散打工去了，有的人得了癌症正等钱手术，还有的人孩子面临辍学，而他们能做的，似乎只有无奈地等待。
40米高的塔吊上生活68天，这样的疯狂举动曾让谭勇备受关注，但遗憾的是，由于工程复杂，证据不足，这起拖延近两年的讨薪事件至今仍无法解决，如今，
所以我们今后建筑领域的重大建筑项目一定要经过充分的论证，/要把资金筹备到位。/施工方再按照我们已有的制度，就是在整个经费中预留一部分工资支付保证金，然后再把国家已有的相关工资支付制度、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工资保证金制度逐项的落实到位，从源头上减少欠薪发生的可能性。
白岩松：
其实在制作这期节目当我说着“农民工”这个称谓的时候，内心多少有些纠结，因为劳动力输出大省河南以及劳动力输入大省广东最近都在提出，要取消“农民工”这一称谓。提出这个建议的人认为，农民就是农民，工人就是工人，可“农民工”这个词非常尴尬，既反映着这个群体生存和认同的尴尬，也反映着社会面对和接受这个群体的尴尬。他们离开了乡村，却又没有被城镇真正地接受，很多方面得不到平等对待，这样的局面还要持续多久？取消“农民工”这个称谓真的能给这个群体带来公平吗？
（责任编辑：韩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