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物业收入是东莞农村集体经济的核心，约占总收入的75%。但单一的经营方式，让农村集体经济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中不堪一击，从此颓势尽显。
◎根据时间表，厚街镇白濠社区今年内须完成村级体制改革。但白濠社区居委会书记卢敬良坦承，以目前的分红水平，一些村组还清债务至少还需要5年时间。那些落在后面的村组不迎头赶上，改革就难以继续。
2012年春节，东莞横沥镇隔坑村上车岗因出售3块农田保护用地，一下子被推上网络舆论的风口浪尖。在当地有名的“东莞阳光”网络社区，关于“卖地”的舆论一边倒，网友极尽谴责之词。
然而，南方日报记者调查发现，这次“卖地”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民意基础。卖地最终失败，让不少当地村民连叹可惜。
被分红“拖累”的东莞农村集体经济，在新的十字路口上该何去何从？
卖地还债被叫停
卖地计划落空，但寄希望于卖地解决的债务问题却持续严峻
2月22日上午，上车岗村民刘伯在站在一块保护用地旁。平整过的土地，夹杂着香蕉皮、塑料袋等垃圾。“卖地前，我们都知道。村里要还钱，村民要分红，不得不卖”，刘伯说。
他告诉记者，春节前，这些地有的还长满荒草，有的种了少量香蕉。后来，村里出钱推平土地，于1月27日正式招投标。
记者随后走访多户村民，对于卖地的事，受访村民表示都参与了讨论或投票。一位村民甚至表示，卖地就像卖掉生蛋的母鸡，“鸡能卖钱，蛋也能卖钱，但现在还债需要更多的钱，光靠卖蛋解决不了问题，要卖鸡”。
上车岗村小组会计向南方日报记者证实，今年1月底，3块地以每块105万元拍出，预计收入315万元。拍卖后，村委会按例收取了定金。
眼看生米就要煮成熟饭，但随后国土部门介入，这次有一定“民意基础”的卖地，最终无法实施。
“该村未经国土部门同意，私自填埋农田保护区，本身就是违法行为，调查核实后勒令该村恢复原貌。”东莞市国土资源局一位工作人员称。国土部门明确告知上车岗村小组，该地并非建筑用地，村里不能进行投标出售建别墅。
近日，在上车岗村小组办公室，村小组组长刘镇华向记者出示了一张《东莞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出证明单》——“退回钟某投别墅地3号定金5万元”。
刘镇华证实，卖地行为已被相关部门叫停，“由于未获得上级的批准，该地块正进行复耕。”目前，村里收取的定金已全部退回。
卖地计划落空，但寄希望于卖地解决的债务问题却持续严峻。
“上车岗村现在欠债1235万元，每年光利息就要还70多万元”，刘镇华去年出任上车岗村小组组长，日渐严峻的村集体经济状况让他“很发愁”，“卖地还债实属无奈之举”。
改革开放初期，东莞大部分农村为了招商引资，陆续在集体土地上建厂房出租。当时，农村并没有足够资金建设厂房，只能向银行或以其他方式借贷。
上车岗村一次性建了10间厂房，也欠下数千万元债务。厂房建好以后，村集体收入提高，村民每年都能获得分红，曾经确实是皆大欢喜。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当年欠下的债务在多重压力之下显得越发沉重。
“去年，上车岗村实际还债仅10万元”，上车岗村的会计翻了翻账本，颇为无奈——2011年，除去村集体开销、村民分红以及偿还利息，能用于还债的仅剩下10万元，相对还剩下的1235万元债务，“谁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
目前，上车岗村每年出租厂房收入约400万元，其中超过100万元用于村民分红。村里每年分红两次，每次450元。
“如果不分红的话，其实10年就能还清债务”，面对高额债务，刘镇华脑中曾蹦出过“停止分红”的想法。然而，面对“要分红”的村民，他也不得不承认，这只能是空想。
20年持续性分红，村民对分红产生了依赖。村里的债务，却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迟迟未能还清。
村级改革被分红卡壳
在“选票压力”下，几乎没有人会也“不敢”提出减少村民分红
2月16日下午，东莞厚街镇白濠社区会议室，冷空气到来并未减弱村民关于社区福利的讨论热情。
2009年，东莞启动村级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厚街被列为试点镇之一。改革文件中，“统筹村民小组一级经济，撤销村民小组一级建制，强化村级经济管理”成为重要任务之一。
作为此次改革“急先锋”，白濠社区起步很早。该社区居民委员会书记卢敬良介绍，全村有7个村小组，5139人。目前，7个村组已经被撤销，成为过去时。然而，计划中村小组集体经济由社区接管统筹，却迟迟难以实现——7个村小组集体经济差异甚大，由社区统一接管后，村民福利分红会发生什么变化，所有村民的眼睛都死死盯着，始终未能取得共识。
“有的村小组已无债一身轻，村民除了每月400元分红，年底还有定额分红；有的村小组依然欠债，村民每月分红只有200元”，卢敬良告诉记者，村级体制改革之前，各个村小组都有自己的村集体经济，但发展并不平衡。改革的大方向是整个社区一盘棋，但让拿着不同分红的村民最终“一碗水端平”，“谈何容易？”卢敬良说，“哪有村民会愿意掏钱帮别人还债呢？”
记者了解到，白濠社区中债务最重的村小组仍负债800多万元，而该村小组每年的厂房收入仅为600万元。尽管处于负债，该村小组村民每月仍能获得200元分红，甚至还有村民不断要求将分红提至每月400元，“既然改革了，就要向别的村小组看齐”，村民说。
根据时间表，白濠社区今年内须完成村级体制改革。但卢敬良坦承，以目前的分红水平，一些村组还清债务至少还需要5年时间。这些落在后面的村组不迎头赶上，改革就难以继续。
白濠社区的改革，本应作为引路人经验今年内在东莞全市推广，但现在却被“分红”卡壳。让人担忧的是，白濠改革中遇到的分红问题并非孤例，普遍存在于东莞镇街的其他村集体。
一位不愿具名的村委会主任透露，协调先进村小组与落后村小组之间的利益，几乎是东莞每个村将要面临的问题，“取消村小组，行政上没问题，但村民分红最棘手。”村级体制改革，将遭遇与村民实际利益的“拉锯战”。
更让很多村级管理者头痛的是，很多村民理解的股份制是不管赚多赚少，有股份就要分红，而且分红只能增不能少。
卢敬良无奈地表示，既然是股份制，根据村集体经济情况，分红就会应该有高有低。但这些抱怨却只能藏在心中，东莞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的特殊性，让分红变得敏感而又微妙。
“如果你们这一届分了500元，下一届谁也不敢降到300元”，卢敬良表示，东莞农村集体经济联社和农村行政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村委会主任兼任经济联社理事长，前一角色要经选举产生，后一角色负责给村民分红。因此，在“选票压力”下，几乎没有人会也“不敢”提出减少村民分红。
329个村收不抵支
2011年东莞全市收不抵支的村有329个，占东莞村总数的比例逼近60%
东莞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财务管理科科长刘哲生介绍，由于自身发展模式制约，东莞集体经济收入增速持续放缓：1989—1998年年均增长27.5%，1999—2004年增速降为8.6%，2005—2010年进一步降至1.1%。
刘哲生说，2011年东莞全市收不抵支的村有329个，比2010年的305个又有所增加，收不抵支的村占东莞村总数的比例逼近60%。
他坦承，由于以前发展不错，不少村有一定的资本积累，尽管收不抵支的面在扩大，却还没到揭不开锅的程度，因此目前看来表面依然平静。
股东分红一旦上去了就很难降下来，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管理水平提高，目前逐年见涨的公共性支出上升趋势同样不易扭转。这些都是“刚性支出”，节流非常困难。
然而，“开源”同样难上加难。
“30年前，猪肉1元钱一斤，东莞农村厂房租金每平方米8—10元；现在猪肉涨至每斤20元，厂房租金还是30年前的价格，甚至还出现每平方米8元以下的‘贱租’”，东莞市委党校经济教研室主任李秋阳副教授多年关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他说，不得不承认东莞农村经济一年不如一年。
李秋阳介绍，农村物业收入是东莞农村集体经济的核心，约占总收入的75%。但单一的经营方式，让农村集体经济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中不堪一击，从此颓势尽显。
经历金融海啸阵痛的东莞，果断找准方向走上转型升级之路，但其农村集体经济却没跟上脚步，被抛在了后面。
李秋阳分析，随着转型升级步伐加速，东莞引进的小企业越来越少，小服装厂、小鞋厂这些厂房需求大户要么退出东莞，要么不再“投怀送抱”，一下子空出大量厂房。
而经过一段快速工业化发展后，东莞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对产业发展有了更高的要求，过去那种“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粗放式发展方式被限制，城市逐步走上园区集中发展的道路，农村集体经济小规模分散的路子越走越窄。
李秋阳表示，厂房不好租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很多企业由“三来一补”加工企业转型为三资企业，“这些企业不再是单纯的加工厂，他们经营要融资贷款，只有自己建立厂房，利用产权才能融到资”，李秋阳说，这些企业原来的租房需求同样消失。
除此之外，国家土地政策的收紧，用地指标严格控制，东莞农村集体的土地资源已经不多，土地开发空间越来越小。
（责任编辑：耿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