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围观：山西长治干部公示“神童”聚集》的网帖昨日在各大论坛和微博上疯狂传播，网友普遍对公示名单中“2人14岁参加工作，1人16岁参加工作，5人17岁参加工作”表示强烈质疑，纷纷“坐等长治官方解释”。(来源：4月10日《南方日报》)
“神童”聚集长治政坛，敏感的话题遇上较真的网民，舆情升级、扩大、蔓延再所难免。
但从官方权威的回应看，所谓“神童”是历史和学制的产物，网络围观的焦点是“80后”14岁参加工作的王瑞和16岁参加工作李艳珺，而王瑞初中毕业考上一所中专类军校，李艳珺高中毕业后被招工参加工作，而后又通过考试进入公务队伍。按当时的政策而言，两参加工作都合情合理合法，属时代的产物。
官方回应所描述的情况，应该真实可信，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舆论的怒火。
由此，笔者不仅要问，是谁制造了这个“重磅”舆情，是网民吗?显然不是，官方不准使用“童工”的法律早在上世纪就颁布，网民围观质疑是在行使自己监督政府的权利。是舆情主体“神童”们吗?当然不是，在这个舆情中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自己合理合法参加，如今却因真实的“年龄原因”，被围观、被围剿，莫大的冤屈无处申诉。
其实，引发“神童”舆情的真正推手是干部公示制度的“积癖”。从长治的公示看，所反映的内容不过是何姓、何名、何方人氏、何年出生、何学历、何职级等“自然情况”而已，对干部履历没有作详细介绍，造成“信息不对称”，引发地震般的舆情。而这个公示最大的缺失在于，没有考虑到“童工”简历公示将产生舆情“震荡”，没有对可能引发舆情的信息作详细注解，从而制造出本不该发生的舆情，为工作带来巨大的被动，给党委政府的形象造成较大损伤。
对干部任前公示制度功能不容质疑，但在从推行的实践看，还有许多地方和环节需要改进完善。比如“寻人启示”般的公示内容沿用了多年，不能反映干部的能力和潜质;比如，公示时间“短促”，不少群众还没看到公示，就迅速“过期无效”了;又如，公示的渠道单一，通常只采用党报、电台、电视台发布，一些真了解公示对象情况人群，由于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对等，而无法及时收到信息;再如，公众对公示反映后的信息反馈举措缺失，让群众产生“走过场、受糊弄”的想法，群众参与积极不高。
长治“神童”舆情，因公示“乌龙”而火爆串烧，也许并非坏事，“亡羊补牢为时不晚”，长治“神童”舆情或可成为干部公示制度改革的“拐点”，这才是本事件最大的看点和最佳的处理结果。
（责任编辑：袁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