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豪当时确实拿着枪威胁我，而且不只我一个人看到了。”
4月9日下午，遭到漯河市房管局召陵分局副局长牛豪“持枪”威胁的被打者袁虞卿主动联系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要一五一十、实事求是地还原被打的经过”。
另两名被打者郭存根、周大增也先后致电记者。他们都表示，自己不存在“敲诈勒索”的情况。
4月10日上午，漯河市官方公开回应了牛豪等人殴打袁虞卿、周大增、郭存根等人的案件调查进展，称牛豪“持枪”威胁的情节属实，但牛豪供述是玩具枪，“公安部门正在对该玩具枪是否涉案进行调查”。
至此，关于这起案件中“持枪”的情节，官方已给出初步结论。
报警后，车上多出5000元
在这起纠纷中，自称《党的生活》杂志社工作人员的袁虞卿是3名被打者中与牛豪等人接触时间最长的人。
袁虞卿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3月27日中午，他接到郭存根的电话，说有两个朋友来漯河采访，想让他带路。那时，他不知道来者何人，也不知道要去采访何事。
“他们一共来了两个人，一个是《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耿某，一个是‘中国报道’的朱某。”袁虞卿说，“他们开着一辆郑州牌照的黑色小汽车。”
随后，袁虞卿带着两人开车来到漯河市孙庄乡的一处在建工地(即本报4月9日报道中提到的“河畔雅墅”——记者注)。“我们在工地上也就待了不到10分钟。”袁虞卿说，“当时工地上还在盖楼。”
随后，他们3人又前往距离工地约200米的漯河市同利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因为当时听说其是“河畔雅墅”的开发商。
“耿某他们进去了，我直接上了二楼，没有和公司的人交谈。”袁虞卿说，等他下楼时，耿某他们也谈得差不多了，整个过程大约10多分钟。
随即，他们驾车离开。行驶至建设路某小区附近时，袁虞卿等人乘坐的车被一辆牌号为“豫LN9999”的黑色奥迪车拦下。“车上下来4个人，其中一个是之前在那个中介公司见过的经理刘某。”袁虞卿回忆道。
双方发生了争执，耿某和朱某遭到围攻。袁虞卿没想到会惹出麻烦，于是和其中一名寸头、微胖的男子(事后得知就是牛豪)说，他是本地人，不清楚耿某等人是来做什么的，与此事无关。牛豪在查看了袁虞卿的身份证后，没有打他。
其间，袁虞卿等人想打电话报警，但手机被抢下。但随后有过路群众报了警，双方随后被带到漯河市顺河街派出所接受调查。
“报警、出警的情况，顺河街派出所都有记录。”袁虞卿说。
在派出所，刘某向警方表示，他们公司遭到了“假记者”的敲诈勒索，但耿某出示了记者证。随后，警方开始做双方的工作，调解该纠纷。
在调解过程中，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插曲——有两名自称是沙北派出所刑警队的警察来到了顺河街派出所，说要把耿某等人带走了解情况。在一番协商之后，耿某等3人被要求坐上沙北派出所的警车，他们开来的车则由刘某等人驾驶。
等到3辆车开到沙北派出所时，耿某等人查看自己的车内物品，发现驾驶座附近多出5000元。
“耿某就问我，说你知道这个事情不，这个钱是不是你拿的。我说我不知道，我没拿钱。”袁虞卿回忆道，“然后刘某等人说这5000元是我们敲诈勒索他们公司的。”
刘某一方坚称耿某等人敲诈，耿某一方坚决否认。最后，在警方的调解下，这笔钱被视作“开车的抽烟时人不小心掉下来的”。
但袁虞卿对此提出了疑问：“为什么在顺河街派出所调解时，会有沙北派出所的警察介入？为什么开车离开时，不是由警察开车，而是让刘某一方开车？”
他告诉记者，从沙北派出所过来的两名警察与牛豪、刘某等人之间举动来看，双方比较熟。
送人离开，再度被截
从沙北派出所离开后，已是傍晚6点。耿某向袁虞卿表示，他和朱某要先回郑州，不在漯河逗留，并让袁虞卿找人送他俩上高速公路。
“于是，我给我的朋友李某打电话，他的司机开车带他过来和我们会合。”袁虞卿说，“然后，我坐上我朋友的车。我们的车一路带着他们从漯河北收费站上了高速公路。”
原本以为纠纷就到此为止了，但返程中发生的事儿让袁虞卿感到情况不妙。
“我们把耿某和朱某送上高速路后，就折返往市里走。车开到北环的时候，又被他们给截下了。”袁虞卿说，“这一次，他们有4辆车，十多个人。”
袁虞卿告诉记者，第二次拦截他们的4辆车都没有挂车牌，“可能是事先就准备好了的”。其中一辆，就是早先挂“豫LN9999”车牌的黑色奥迪车。
“持枪”的情节在这一刻上演。
（责任编辑：袁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