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受宋江明通过报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启发，田女士还在苦苦地等待她向法院的申诉结果——在她看来，丈夫段满乐被判受贿罪是一起十足的冤案。
2011年4月20日，田女士的丈夫、山西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检验科(以下简称“和平医院”)原主任段满乐因被指控犯有受贿罪、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被山西省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段满乐上诉后，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28日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受贿事实“莫须有”，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未启动，“行贿人”的证言未经质证便被认定，法律适用存疑……一起看似普通的受贿案，却因在庭审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蹊跷，在长治备受瞩目——连已经退休的长治中院原院长郭玉川也站出来表示，这是一起冤案，判决里有蹊跷。
“莫须有”的礼金收受
段满乐被法院认定的受贿罪事实，发生在他担任和平医院检验科主任期间。长治市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其利用职务之便，在检验科使用试剂上，长期为宋某销售试剂谋取利益，“2005年至2009年的中秋节、春节，段满乐先后9次非法收受宋某为感谢其帮助所送的人民币12.5万元”。
但段满乐在2010年9月30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始终否认曾收受宋某礼金的指控。他表示，9次总计人民币12.5万元的礼金收受纯属“莫须有”。
“老宋交代说，他都是去我办公室里送钱。但那几年的春节和中秋节，他从没来过我办公室。”段满乐说。
和平医院检验科的一位秘书也向记者证实，“从2005年到案发前，我在检验科值班的时候，从没见过宋某来过。”
“我们家和老宋家的关系很好，从常理上讲，如果他要给我送钱，怎么会跑到我的办公室里送呢？那里可有监控啊。”段满乐说。
田女士告诉记者，虽然两家平日里经常走动，“但老宋从没有因为工作上的事情给我们家送钱”。
宋某在写给田女士的一封信中也提到，因为两家关系近，过节时常有人情往来，但没有因工作关系向段满乐送过钱。“检察院向我调查这些情况时，由于我精神高度紧张，没有说清楚如上事实，就笼统归纳为是中秋、春节期间的事情了。”宋某在信中写道。
“行贿人”的证言未经质证便被认定
宋某在信中提到的没有说清的事，是指他在先前接受调查时，承认自己曾因工作关系给段满乐送过钱。
该证言对段满乐涉嫌受贿的认定起到了直接作用。尽管段满乐在庭审现场否认了关于其受贿的指控，但他在被刑事拘留前的“双规”期间曾写过检查，承认曾于2005年中秋至2009年中秋期间，分9次收受宋某的礼金总计12.5万元。
对此，段满乐的解释是，因受办案人员的诱导及胁迫，他才不得已承认了所谓“收受礼金”的情况。
“开始他们让我交代，我说我从没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收过宋某的钱，经得起调查。”段满乐回忆说，“后来，他们一会儿说当官的逢年过节哪个不收几十万，你这十几万算啥，承认了就可以回家了；一会儿又说如果不承认，就把我爱人和孩子控制起来。”
但段满乐不知该如何交代收受礼金的具体情况，只好说，“老宋怎么说，我就怎么写吧”。
对此，段满乐的辩护律师韩挺指出，一审庭审中公诉人出具的关于段满乐的讯问笔录、亲笔供词、检查材料等均发生在段满乐被刑拘前，属于审判前供述。
“被告人当庭陈述，公诉人举出的这些审判前供述系办案人员诱供及胁迫下取得，属应审查排除的非法证据。”韩挺说，“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严禁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些非法证据均应被排除。”
但他的辩护意见未被采纳，甚至没有被写进判决书的“辩护意见”一节里。
更让韩挺难以理解的是，作为认定段满乐“受贿”指控的重要证据宋某的证人证言，并未经过法庭质证。
“行贿人宋某经法庭通知出庭作证，但其拒绝出庭，导致其证言无法质证，导致时间、地点、相关人员、行贿款来源、行贿情节无法查清。该审判前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韩挺在辩护词中写道。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韩挺告诉记者，“在段满乐涉嫌受贿的案件中，‘行贿人’的证人证言未经质证便成为定案的根据，这是十分荒唐的。”
（责任编辑：耿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