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还是随迁的两难选择
除了在城里挤破头地报公办学校，周平原本还有另一个选择，可以让孩子轻松地享受到免费义务教育，但那样做的代价，是让孩子回到乡下老家，成为一名留守儿童。
对这个进城打工多年的中年男人来说，留守儿童这个词，不仅仅是媒体上的热点话题，更是他生活中一段真实的伤痛感受。
2002年，由于学历不达标，周平被村里的中心校清退后，离开了教师岗位，和妻子一起远赴深圳打工。孩子出生后，一直由农村老家的母亲帮忙照看。每年只有春节，周平夫妇才能回家跟亲人团聚，孩子长到3岁，还认不得爸妈的模样。
在深圳打工的日子里，每次想念孩子了，周平就会打电话回家。听到父母的声音，孩子没有任何的激动，反而表现得有些冷漠。
“有几次打回去，无论我怎么哄他，可电话那头总是静悄悄的，就是不跟你说话。”周平说，挂上电话，他失落极了，第二天一整天上班都没心情。
周平还记得孩子3岁那年春节，他特意为儿子准备了一大包礼物，挤了10多个小时的长途车赶回家。跨进家门，母亲高兴地招呼孙子，“快看，你爸爸回来了。”可孩子定定地看着这个突然来访的“陌生人”，眼神很茫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几秒钟后便又转过身去看电视了。
“当时我妈就跟我说，你们不要去外面打工了，赶快回来，要不然孩子以后性格成什么样都不知道。”周平在心里默默地发誓，再不让孩子离开身边了。
这一年春节过后，村里一个留守儿童家发生的悲剧，让返厂上班的周平夫妇痛下决心马上回来。当时，村里有位老人带着7岁的小孙子去河边洗菜，一扭头，老人发现孙子掉到河里不见了，连忙跳下河去救人，结果一老一小两个人最后都没有上来。
“转眼间，自己最亲的两个人都没有了，出去打工就是挣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很快，周平辞去了月薪近3000元的工作，回到广西南宁，把孩子接到身边一起生活。在他看来，虽然挣得少一点，但是离家近一点，可以天天见到儿子才是最重要的。
刚把儿子接到身边时，周平发现儿子很怕生人，性格有些孤僻。幼儿园老师建议他说，孩子不爱跟人说话，作为父亲要经常带孩子出去玩。一有时间，周平就会带儿子逛公园、逛商场。经过3年多朝夕相处的生活，现在6岁半的儿子终于逐渐变得活泼开朗了。
“在外面就是再苦再累，也要把孩子带在身边。”周平的这句心里话，正成为越来越多进城务工人员的共识。
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日益突出
和绝大部分居住在鸡村的外来务工人员相比，周平是幸运的。在这个红砖楼林立的城中村中，大部分外来租户最终都没有等到公办学校的报名通知，只能将孩子送到附近的民办学校就读，或者送回老家上学。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进城务工人员对下一代教育的日益重视，使得近年来，国内不少大中城市，每到6月底、7月初中小学报名的日子，常常会出现外来务工人员为送孩子读公办学校挤破头的状况。今年6月30日，在南宁市民主路一所小学，进城务工人员家长为了给孩子报名不惜接力熬夜；同日，南宁市江南区南乡小学(公办)只有60～70个外来务工子女的名额，却迎来了260多名家长报名。
流入地的教育资源接纳性不足，对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不断提出挑战。
兴宁区教育局基教股工作人员蓝春姬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往年鸡村第一小学都是可以安排一二十名随迁子女入学的，但随着今年学校附近的金禾湾小区、畅春湖小区等几个大楼盘的落成入住，地段生人数明显增多，留给随迁子女的名额就更少了。
鸡村在兴宁区属于城乡接合带，由于靠近快环，交通便利，加上周边房价相对较低，近年来新落成的商品房住宅小区不断增多，虽然新建了华强路小学澳华分校等公办学校，但远不能满足适龄学生就读公办学校的需求。
“鸡村附近有的开发商把住宅楼建好了，却没有按要求配套建设学校，加上历史原因造成土地权属关系复杂，政府在划拨教育用地，处理一些教育欠账时存在不小的困难。”兴宁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工作人员说。
对于鸡村本村居民来说，这几年外来人口的急剧膨胀，是他们从前做梦都想不到的。“以前村里全是平房，现在密密麻麻盖满了楼房，一栋楼租出去，多的能住一二十户人。”鸡村村委会副主任宋纪说，他家是从2007年开始有外地人上门求租房子，短短5年，鸡村的外来人口就达到3万多人，数量是本地常住居民的10倍。而鸡村一小总共只有12个班的编制，满打满算一个年级能容纳两个班100人，公办学校的教育设施跟不上，所以外来的租客给孩子报名一年比一年难。
宋纪房客的儿子也是今年上学，开学前那名房客跑来问他，能不能帮忙想办法把孩子搞进鸡村一小？宋纪苦笑着说，他儿子也是今年读一年级，就算是本村人也得提前去报名。“你说就那么点名额，安排你儿子进来，把谁踢出去合适呢？”
（责任编辑：石兰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