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 的不同解读
在美期间，党史研究专家曾维伦对收集到的蒋介石日记进行整理后，提出了几点有意思的解读。10月20日，他向记者谈到了查阅蒋介石日记的体会——
专家观点：面对日军的侵略，中国人民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或者是普通百姓，都是主张抗战，毫不含糊的。
文献内容：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决心应战，此其时乎？”1937年 7月19日，蒋介石写道“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到10月底，蒋介石在日记中反省到： “与其坐以待亡，致辱招侮，何如死中求生，保全国格留待后人之起而复兴。”
专家观点：抗战开始以后，蒋介石一方面积极组织应战，一方面又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英国、苏俄等国的国际援助上。
文献内容：1937年10月23日，蒋在日记中提出了参加九国会议的方针：“甲、不得妥协。乙、不拒绝调解。丙、不负调解不成之责，由敌人负之。丁、目的使各国怒敌作经济制裁及促英美允俄参加”。遗憾的是，西方国家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九国会议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
专家观点：卢沟桥事变后，在对抗战走向的判断上，蒋介石认为，日本还没有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
文献内容：1937年7月10日日记中判断：“惟我已积极运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乎？”7月16日再次认为：“卢案已经发动十日，而彼倭仍徘徊威胁未敢正式开战，是其无意激战，志不在战而屈之一点。此其外强中干之暴露也。”
重庆抗战工程：架设中美情感 “友谊桥”
“在当今中美两国的国际关系中，唯一能坐下来‘谈感情’的，只有在战时首都重庆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二战历史。”10月20日，在我市抗战大后方海外档案考察团交流会上，团长周勇教授表示，“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以下简称“重庆抗战工程”），推开了一扇中美友谊的历史文化之门，有助于构建两国的新型大国关系。
10月21日，参与海外“淘宝”历史档案的专家们，向记者谈起了各自的感悟和心得——
罕见史料，见证中美两国深厚情谊
刘志平（党史专家、副教授）：大国关系，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问题。中美两个大国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二战期间，中美联合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胜利，是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一份厚重的历史遗产和中美共同历史记忆，充分运用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加强两国在抗战历史研究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有助于进一步唤起共同的历史记忆，加深两国人民的友好情义，为建设良好新型中美大国关系、共同维护战后国际新秩序，建设和谐世界、创造和平发展环境服务。
利用珍档，培育城市文化竞争力
郑永明（档案专家）：抗战文化是我市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当下培育重庆文化核心竞争力、提升城市文化形象的宝贵资源和重要抓手。
在抗战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工作中，档案资源是其中一项非常重要、最具价值的历史文化资源，收集、保护、研究这些历史文化资源，将有利于反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后方的历史原貌，为建设和平世界提供历史鉴戒，有利于总结近代中华民族团结御敌获胜的经验教训，有利于总结国共两党合作的经验教训，推进发展新时期国共关系和两岸关系。
珍贵史料面世，抗战胜利来之不易
曾维伦（党史专家、教授）：通过搜集大量珍贵抗战图文，我深感只有彻底清算日本战争罪行，促其全面彻底认罪反省，才能促进中日两国的永久和平。
众多珍贵史料面世，再次说明了抗战胜利来之不易，历史的经验教训必须认真汲取。日本只有认清世界大势，勇于面对自己的罪行，认真维护《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所确定的战后秩序，才能促进中日关系持续健康发展。这也是重庆市利用抗战大后方的厚重历史资源，深入推进抗战工程的重要目的之一。
整合资源，扩大重庆影响力
王志昆（重庆图书馆文献研究专家）：在美国，当我们看到这些原始记录时，内心非常激动。这些珍贵档案史料，系统、完整地保存在美国华盛顿和马里兰州两个分馆内。相对集中，获取容易。
而我们的抗战档案文献，由于历史原因，分别收藏在重庆、南京及各个地方档案馆，此外，台湾的“党史馆”、“国史馆”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也有一些，但查找起来十分不易。
重庆应借鉴该机制，整合、拷贝各地文献资源，从而使我们当下重庆抗战文化的宣传、研究，更加全面接近历史真实，更容易赢得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信任和尊重，同时，又可以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民族记忆。
搜寻珍档，保护遗址
黄晓东（重庆三峡博物馆研究员）：抗战给重庆城市文化发展带来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至今这个作用仍在不断凸显。
除了世界上众多现存文献，我们也有丰富的“硬件”。仅就目前我市的抗战文化遗存而言，就达395处，全国首屈一指；市档案馆珍藏的抗战档案40余万卷，占馆藏近一半。
这些珍贵遗存，是加强抗战文化研究、培育、挖掘和保护的重要资源，是重庆与世界联系的紧密纽带——它们不仅是抗战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更有可能成为未来沟通大国关系的“友谊之桥”。
我市抗战大后方 历史文化研究 位于全国前列
2008年5月，重庆启动了抗战大后方历史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特别是去年出版了国家出版基金重大工程──《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首批8种10卷图书，引起各界热烈反响。这表明，我市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位于全国前列。
历年来，我市主持完成、在研10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余个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或委托项目；先后举办10余次国际学术会议，吸引世界一流学者云集山城，极大地提高了重庆抗战工程的国际影响力；并不断加强与台湾各界的联系，与连战、吴伯雄等国民党高层人士深入交流；还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为契机，获取了全市抗战遗址保护现状数据。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近年来，重庆学者频繁地受邀参加重要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其研究成果日益受到了世界的关注和赞许，仅今年就受邀前往英国、日本参会并作学术报告，被认为重庆学界代表着世界范围内中国抗战史研究的方向，重庆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进入西方主流社会。与会的东西方学界普遍认为，重庆曾经是中国抗战大后方的中心，今天它应当成为抗战大后方的研究中心。重庆抗战工程的推进是全世界学界的共同愿望，应当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意志、国家政策，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
（责任编辑：石兰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