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投资三大问题待解 稳增长还是秀政绩？

   

    县域经济崛起拉动中国“内需”

    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投资比例较高，这似乎正在形成共识。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最近表示，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时刻一定程度上需要“凯恩斯主义”。他认为，要走出全球经济困境，就应增加投资，尤其是那些能消除瓶颈、增加生产率的投资。他在公开场合赞扬去年11月G20峰会达成的首尔发展共识，因为其中重要的一点即为基础设施建设。

    在该次峰会之后，新加坡与世界银行共同召开东亚基础设施融资高层会议。在会上，新加坡准备用主权基金承诺5000亿美元的东亚基础设施发展资金，支持东亚基础设施发展。 

    林毅夫将类似举措与二战后美国在欧洲实行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称如能设立更多这样的基金，将可望为全球经济复苏奠定更牢固的基础。他坚信中国经济在未来长时间内仍会以投资为主，并且可以保持GDP增速8年。

    事实上，如果仔细查看各地方的“4万亿”计划，其侧重点并不相同。在中西部地区，“铁公机”类的基础项目偏多，这是因为这方面本来在偏远地区就“欠账多”。而东部省份，把投资方向主要选在市政、公共设施等有关民生的项目上，东部省份多年来集中精力建工厂搞外向型经济，回归公共建设也相当于是“补课”。

    梅新育认为，在国内成本上升、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订单流失等压力下，中国迎来新的、范围更广泛的全面产业转移与升级时期。在微观层次，向中西部布局生产已经在企业界蔚然成风；在宏观层次，中西部地区在全国经济中所占份额逐步提高。

    比如，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2007～2010年间，东部地区占比从48.1%下降到42.7%；中部地区占比从20.6%提高到23.2%；西部地区占比从2004年的19.8%提高到2007年的21.0%，进一步提高到2010年的22.8%；东北从2004年的8.1%提高到2007年的10.3%，进一步提高到2010年的11.3%。

    从工业生产总值来看，2007年～2010年间，东部地区占比从57.8%下降到52.9%；中部地区占比从18.2%提高到20.3%；西部地区占比从2004年的13.5%提高到17.8%；东北从2004年的9.6%下降到2007年的8.7%，2010年回升至9.0%。

    他的结论是，我国投资产生的新供给和新产能具备较强的需求，国内市场的消化能力远远超出一般的估计。同时，近年来，随着产业转移的推进，中、西、东北部地区发展迅猛，进一步化解了固定资产投资账面数据过高的问题，因此，“当前中国投资率未必过高”。

    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在外需不振的大前提下，中国经济正转向“内生性循环”，完成这个重大战略转型，必须统筹协调投资和消费这两驾马车。如果说上一轮经济增长，主要由中央政府牵头推动，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实现“软着陆”之后的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让地方经济唱主角”。

    在他看来，这种驱动模式的改变，恰恰意味着中国的增长正在“深入到肌肉和骨头里去”。因为，中国基层经济的状况，相比于已经与世界接轨的大城市而言还相当落后，不要说乡镇，就算县城的基础建设和城市化进程，都大大落后于我国工业化水平，如果能够调动地方和基层的发展后劲，实现“县域中小城市的大面积绿色崛起”，中国经济一定能扭转长期外向型经济造成的“内虚症”，真正的扩大“内需”，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必须改变以前的‘农村为城市生产，城市为国外生产’的扭曲循环，城市资源、资金和生产能力，要‘下乡’到县，而乡村的劳动力、消费能力，要‘上行’整合到县，县域经济会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节点。”他说：“这样中国经济肌体才能生生不息。”

    以地方为主角的经济发展如何避免债务扩大难题？李才元认为，这必须调动包括国企、民企在内的大多数闲置的“民间存量资金”，以银行信贷和增加地方政府债务为代价的发展不可持续，长期看会出问题，而事实上地方政府手中都握有大量资产，可以用这些资产来置换企业的投资，吸引央企、民企等各路社会资本，加入到地方基础建设和各类投资项目中。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最新数据表明，近两年来，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幅增加，今年上半年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增至62.1%，远高于2010年5月鼓励民间投资的“新36条”出台时的51.2%。

    国家发改委投资司有关负责人称，民间投资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公共设施、教育、卫生等行业和公共事业领域投资中的比重一直较低，随着民间投资“新36条”和相关实施细则出台实施，近期这些行业的民间投资增速明显高于同期行业均值，民间投资已成为支撑投资增长的重要“稳定器”。

    能够证明民间存量资金实力的案例，还有刚刚开工的蒙西华中铁路项目。这条从内蒙古到江西全长1837公里的铁路，总投资超过1500亿元，由中国铁投、中煤能源、伊泰煤炭、中国神华等16家企业投资兴建，被认为是铁道部建设权和经营权下放的典型案例。分析人士称，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投资方式缓解了铁路部门这些年“大扩张”带来的债务压力。

    对于基础设施投资，张捷称，应该在中国有人口红利和大量富余劳动力的时候进行，等中国发展到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不足的时候，还可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铁公机”建设吗？他提醒，别忘了这些“铁公机”恰恰是社会发达的基础。

    而对于那种地方投资会“乱花钱”、“效益低”的担忧，李才元认为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地方经济和民间存量资金，将是下一轮经济高潮的‘双主角’”，他说，这个大方向是对的，在注重投资效益的同时，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向下延伸”的时刻，“大城市病”正在透支中国经济肌体的体力，而在以县区为主的小城镇的广阔天地中，可以大有作为。(中国青年报，记者众石) 

（责任编辑：韩茜）